我的家乡塔尔兰，在藏语中是“解脱之道”的意思，现属云南省管辖。一般人又称它为玉兰。
    我的父亲叫南觉扎西，母亲叫卓玛拉措。他们共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孩很小便夭折了。我没有见过她。我生于藏历第十六绕迥土龙年即公元1928年，在九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因而倍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疼爱。我生性喜爱干净，一吃不太干净的食物就会患病。
    塔尔兰有一位名叫嘉戎益西群培的喇嘛，父母把我带到他的座前，请求他为我赐名。喇嘛便赐给了我益西旺秋这个名字。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家里做一些零散的家务活。约七八岁时，开始跟一位老师学习藏文。由于我们是土司家的奴仆，虔信佛教的父母和家人，为送我到塔尔兰扎美寺当喇嘛，就用钱把我从土司家赎了出来。我因此十分感激我的父母和家人，至今仍难忘他们给予我的恩德。
    我的师父是一位性情温和宽厚的老者，学问很深。父母把我托付给了他。但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一年中只能在夏季随师父学习两个月，其余时间，同其他喇嘛一样，回各自的家参加劳动。在家的时间，一般是上午读书，中午起参加劳动，晚上到师父家听课。我曾放牧过猪、水牛、黄牛、马和骡子，还耕过地，参加过收割，伐运过木头等等。八岁到十四岁这段时间，我就是通过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形式，学完了扎美寺念诵的经文，并能熟练地背诵。
    十五岁那年，已成为了土司家商人的大哥带我到了拉萨，并把我送到色拉寺麦扎仓，拜益西格桑为师。我从学习波罗蜜多经入手，但因开始不懂拉萨方言，又不习惯拉萨的生活习俗，所以困难不少，但是我并未因此间断学习正法的课程。师父授予的课文，我尽量用于辩论，这样逐渐提高了我讲拉萨话的能力，特别是讲佛学术语的能力，这样就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压力。
    我在学习般若学的头两个年级里，在班内属低水平的学生，到第三年级，成绩逐渐追上了其他同学，到四五年级时，成了班内的尖子。在学习般若学和中观论时，我把主要经典都背了下来，然后到辩经院内进行辩论，我的辩论常常都很精彩。我把辩论的空隙时间都用于背诵经典，连晚上也背诵，所以在附设班级考试中，获得了背诵第一名的好成绩。
    到拉萨的第四年，即我十九岁时，我的师父离开我们，去闭关修行。从此我开始独自生活。但我更多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学习，而没有考虑过生计，也没有为经济方面奋斗过，困难的时候连第二天的口粮都成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又会得到外界的布施。
    学完中观论后，开始进入戒律的学习，在分班之前，要进行分班考试。这一年每天要到辩经院辩经，一天也不能断。扎仓的堪布和执事僧也每天都来监督辩论考试情况。到了藏历四月三日这天，考试名次排定，我考中了第一名。自此，班级也就划定了。
    每年藏历的十一月，各大寺院的喇嘛都要到姜地集会，在那里举行冬季因明学大辩论，我连续七年参加了这个辩论会，头两年在人多的场合参加辩论，感觉比较困难，但从第三年起，情形就有了好转，我基本上领会了大因明学的精神。
    此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学生，也能为他人讲课了。
    我开始学律学时，感到律学精神比较陌生，仿佛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但蒙师父的教诲和自身的努力，使我没有落后于他人。在色拉寺全体僧众举行的辩经大会上，我用两年的时间，终于能在僧众中进行辩论。对于我的辩论，许多学者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因此得到了格西的学位，进入了拉然巴格西班里。在这个班里，每年要举行阿毗达摩、律学的辩论，我为此竭尽全力学习阿毗达摩和律学。初进拉然巴格西班时，我的水平仍属比较差，但后来逐渐赶了上来，能够解答各种难题，其他拉然巴格西也都开始向我请教。
    公元1958年，达赖喇嘛的学业结束，来到三大寺接受考试，扎仓堪布让我在色拉寺全体僧众大会上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除了寺院全体僧众外，还有达赖喇嘛本人及两位雍增（达赖喇嘛的正副经师）、其他很多活佛、格西及噶厦政府的许多官员。我在这个场合提出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达赖喇嘛赐给了我一条哈达。
    次日，两大扎仓一起辩论，辩论会上，我在达赖喇嘛面前接受了波罗蜜多方面的提问，很多大学者纷纷向我提出难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仪式完毕之后，在色拉寺僧众集会上，我又一次进行了辩论。
    在寺院学习期间，我多次接受了密宗灌顶和传承，如今回想起那些岁月，心里依旧感到高兴。假如那时没有考上格西，没有得到正法，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曾拜过十三位师父，其中最具恩德的当属格西强巴群培。我还接受过十一位上师的灌顶和传承，其中对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是金刚上师赤江活佛。我在这些大师座前共接受了四百余部四部密续的灌顶和加持。接受了两百余函大藏经《甘珠尔》部的传承，听受了《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等诸多清净正法的稀有教授。
    公元1959年，我三十一岁，这一年西藏发生了战乱，我们失去了进入辩经院的机会。三大寺的大多数僧人如同秋天的落叶一般，纷纷离开拉萨，回到了各自的故乡。我也跑了一天的路程，躲避起来。寺内其余的僧人被集中了起来，先要进行政治学习，然后去参加农牧劳动。一部分年轻的僧人被编入机关工作。这时，我住在拉萨城内，还有一点学佛的机会。当然，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但我常托病请假。这段时间，我一面继续研习佛法教理，一面专修本尊法。生活上则由阿妈次央供养。又过了两年，拉萨及其他地方都发生了生活困难，但我本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离开寺院时，连一个饭碗都没带，但情况还是慢慢好转了。1961年，政府宣布延期五年成立合作社，使得人们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有了信教的机会。但从1964年起，政府又开始加大了控制的力度，往各地派了许多工作组，虽然还允许信教，但要翻来覆去地进行调查。我也不得不以几个月的时间参加建筑劳动。
    1966年，小昭寺成立了白玛合作社，我被安排了放猪的任务。尽管收入很少，但心情还比较舒畅。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了毁坏、拆除寺院、佛像的现象，佛的身、语、意所依都被挖了出来。金银佛像及其他金银法器都被运往内地。泥塑、木雕佛像都被扔到路边，唐卡和供物被用于做鞋等等，犯下了很多可怕的罪孽。由于那时我是放猪倌，所以很幸运远离了这些破坏活动，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感到幸运。那时候，佛经和僧装都被红卫兵没收了，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心情还算愉快。每天晚上，治安人员都要到屋里查看，每天的会议必须参加。这一年的冬天，劳动任务很重，一部分人被派往波密地区。我也被派往那里，参加波密大桥的建造。在那里劳动两个多月后，我们又回到拉萨。这时候我们发现，拉萨很多人像疯子一样，正在从当权派手中夺权。不久，这些人又分成了很多帮派，并开始发生口角，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西藏日报社被军事管制，随后，其他单位也被逐一军管。随着两大帮派实力的壮大，口角演变成了武斗，一开始用铁棍、投石带、刀、矛等相互攻击，到1968年至1969年期间，已发展到动用枪支、大炮、手榴弹等，死伤了很多人。像我这样的人，也都以政治为主的借口经常被召去参加会议，好几个月没有参加劳动。到后来，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不得不重新参加劳动。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自己原来制定的诵经计划诵经，一刻也没有间断。当然，有时是明里进行，有时是暗中进行。人多的场合里，白天没有机会念经，晚上就在被窝里念。经书、佛珠等那时都已见不到了。到了1969年，各派都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委会，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我一样的很多人被说成是“还搞不清”的人，单独编组学习，以后又成了劳动改造的对象。在这以前的1964年，也曾搞过类似的阶级清理，共划了九种类型。
    1975年，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并把我的大哥和侄儿、侄女三人带到了拉萨。但六个月后，他们三人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内。刚开始允许每星期见一次，到后来，连一次也不让见。这样整整被关押了半年之后，他们被释放了。1976年，大哥去世了，我借此为亡者念了很多经。又过了一个月，我的侄儿、侄女又被抓走，受了很多苦，但好在很快便被释放了，并被派去参加劳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从第二年起，一些原有的西藏风俗和宗教活动开始恢复，一些文物和旧的历史文献也开始恢复整理。罗布林卡宫内成立了文物管理机关。日布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工作。由于离开寺院2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进过机关，所以也不希望有什么工作，但一听说是搞文物保护工作，还允许信教，所以心理上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工作伊始，感觉有诸多困难，但由于自身的努力，逐渐地开始熟悉这项工作，一些老干部也开始向我请教。在这期间，我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1982年，我被正式吸收为国家干部，工资定为行政1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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