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在武威分区召开了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协商会议，就天祝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多巴也参加了会议，见到了地委书记王俊。王书记亲自向他们讲了政策，并明确表示，要多巴代地委向张全才做工作，取得地方众头人的支持，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天祝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5月3日，在哈溪召开了天祝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地委派专署民政科长毕相贤和国民党起义人员于竹山参和指导。根据地委指示，进行了选举，共选出自治区政府委员25名。政府主任为张全才，副主任为托三主才郎和李文举，多巴任藏文秘书。
    5月5日，自治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就在各族群众热情高昂，准备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时，逃窜在天祝境内的国民党部队残余，却勾结天祝地区的一些流寇组成了"西北反共救国军"武装组织，到处烧杀抢劫，欺压群众，扰乱治安，破坏生产，严重地威胁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此，区政府召开首届二次各族各界代表会，专题讨论了剿匪肃特的决定。多巴受命亲自带领民兵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天堂、朱岔等甘青边界一带，以自己的身份和威望，说服和动员群众协助配合，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爬山涉水、风餐露宿，顽强战斗，终于在短时间内歼灭了流窜在这一带的土匪。
在战斗间隙，他还在天堂寺帮助僧人们成立了喇嘛业余学校，让他们学藏文、读报纸，了解新形势和新政策，同时筹划成立了天堂寺毛织厂，举荐赛义佛任厂长。
    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带头宣传和动员群众捐款捐物。6月12日区政府召开抗美援朝各界代表大会，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仅50天便提前超额完成了购买"天祝号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土改开始，他又带头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全部捐献给了集体，支持了政府的土改工作。1952年9月，他代表天祝区政府和天祝各族人民，参加了全国第二次赴朝慰问团，慰问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又一次见到了彭德坏将军。回来时他带来大量的宣传资料，向群众散发，并利用各种集会向干部、群众宣讲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1952年12月，他赴京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代表自治区政府向大会敬献了一面锦旗，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第二次接见时，周总理看到锦旗后，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派人把多巴找到跟前进行了亲切交谈。当时，周总理问了他的名字，又说你们赠送锦旗，我们欢迎，但你们旗上的署名是"甘肃省天祝自治区"，究竟是什么民族为主？多巴认真地作了回答。总理听后笑容满面地说：汉族多，怎能实行自治。你们过去是以藏族为主的地区，应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区"。会后，多巴回到天祝，家乡的人们听了多巴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无不欢欣鼓舞。1953年12月22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天祝自治区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区，多巴当选为区政府副主席。1955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多巴当选为副县长。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使天祝各民族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并大大加快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成长，使少数民族充分发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切，无不包含着多巴一份孜孜的心血。可以说，这短短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但也是最有意味的一段时光。

    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刚刚还兴奋异常，沉浸在喜悦中的人民，一夜间突然变得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历史在周期性的病变中用它一泻千里的洪涛，要毫无例外地对每一个软弱的生命个体进行它残酷无情的洗劫。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这样。正如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的名著《玩笑》中所表述的那样，历史在它庄重严肃的主题后面，总隐藏着滑稽可笑的内容，而受愚弄的往往是那些无辜的人们。
对于那些连续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谁又能说事实不是这样呢？
    1957年，多巴的密友、原甘肃省政协常委兼天祝县政协副主席的张全才在兰州病故。这是一个在许多事件中都与多巴并行出现，且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多巴每当向别人说起他时，都说他命好，躲过了后面将接踵而来的灾难。
    是的，张全才躲过去了，多巴却没有躲过去。1958年，对天祝县建政功勋卓蓍的多巴佛，在一个早晨突然被冠以莫须有的"反革命阴谋叛乱罪"而被捕，叛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天祝县一大批民族民主、宗教人士先后含冤入狱。阴云布满了善良人的心头。大量的寺院、群众的财产均被破坏、没收。后来，这次运动竟被美其名为反封建斗争。
    这次冤案持续的时间不长。1962年，多巴被无罪释放，但大规模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对政治并不敏感的多巴，在这表面上渐显好转的形势中，不知究里，竟坦诚地向上面反映政策的失误。"反封建斗争中，天堂寺的经卷都烧光了、文物古迹都毁坏了、檀香木的佛像也被烧掉了。"开放寺院时他说："开放寺院的话，把东西干脆全部退出来，不退的话，干脆不要开放，哄人的话不要说。"1964年秋，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时，对原天祝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刘延礼同志作停职检查，鉴于当时民族干部多被清理的实际情况，他说："天祝藏族自治县，是有名无实，民族干部不多了。"他多次在多种场合表示，这是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做法。但他这些实事求是的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成了他在新运动中蒙冤的罪证。
    "文革"期间，即1967年元月，他被所谓的"革命群众"罢官。1968年8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被遣送到朱岔公社天堂大队管制劳动。在科拉水库劳动时，"革命群众"把已经58岁的多巴吊到房梁上毒打。就这样，老人被打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但坚强的老人却从未吭过一声，他始终未向这些愚蠢和残暴的"革命者"们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未坑害过一个同志。
    后来，笔者的姨夫，即多巴的长子多尕藏告诉笔者一件事：当时有一天，难得他们父子俩能在一块悄悄地坐下来。年轻的他告诉父亲，早在1958年的时候，他就从家中的天窗里看到天堂寺的神佛们腾云驾雾地走了，"他们知道世道要乱了"，他说："佛爷们早就走了。"老人看着他说："那是你的眼睛花了，产生的幻觉，出去不要给别人乱说。"之后，老人忧郁地看着远方连翩的阴云。儿子第一次看到，沉默的父亲的眼睛湿润了。
    笔者不是为了猎奇或者宣传神奇古怪才记下这件事的，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认为这是一段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历史故事的重要情节。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假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真的。它非常生动、真切，它体现的意义就在于：那走失的不是一个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的具象的佛，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灵与肉，在那些岁月里不是单纯地被拷问着，而是被无情地鞭打着。我毫不怀疑经历了各种磨难的多巴，他的心中是最明白这个事实的。他甚至知道，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那看不见的神秘的事物，而是那些性情狂乱欲搅乱社会的无端肇事者；真正的迷信，是那对着忠字台无知的祷告。或许他可能还常常被这些滑稽可笑的表演逗得偷偷发笑。但那笑，却充满了落寞和苦涩……
    1971年5月，受尽折磨的他被迁转到县革委会机关农场劳动。1972年6月23日，由中共天祝县委发布了"关于多巴定案报告"，宣布他："予以解放。"
    他离开农场，蹒跚地行走在路上。他的心情略有些轻松。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风暴还未在中国的大地上过去，还不能太过高兴。他先回到天堂大队长子处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悄悄地离开天祝，回到青海化隆县的家乡，蛰居乡里。
行笔于此，一首著名的诗篇浮上笔者的心头：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不仅符合对老人此时的写照，也符合对老人一生的写照。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新中国的动乱结束了。这是令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事件。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天祝许多蒙冤的人们，难得那样欢快地相聚在一起放歌痛饮。到处都能听到那含着泪花的歌声，到处都是那沉醉在喜悦中的人们……
    1978年，多巴佛又一次来到天祝，以68岁的高龄走马上任，用他的余生为天祝的建设事业服务。他先后担任过天祝县政协筹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地区民委委员、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看着受过迫害的老同志们一个个平反昭雪，看着党的民族宗教及各项政策逐步落实，看着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天祝县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又一次走向正常，他感到欣慰和满意。
    那时，我们家住在县文化馆里，我的父亲也刚刚平反，他俩是老朋友，所以他经常到我们家。他从不见外，来后就盘腿坐在床上，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花白。朴素的老人，坐在我们家的床上，这是我一生中对他印象最深的形象。他身体粗壮，不穿袜子，布鞋就放在床边，一套灰色的中山装。仪态威严，但目光和说话时缓慢的语调中却透出无限的慈祥。我常常想，被称作活佛的这位爷爷，他的内心中究竟蕴藏着多少秘密和生活的酸甜苦辣？我听过他一些神奇的传说，也知道一点他所遭受过的磨难。他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非常亲切并值得尊敬的老人之一。
    1987年4月，他光荣退休，又回到了他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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