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飘来天边的洁净，
    汇入江河的涛声，
    大海的合唱。
    集雪山母亲的乳精，
    供有情人酿制甘甜醇情。
            ——题记

    夏日的果洛草原，天蓝得不能再蓝，云白得不能再白。牛羊像一颗颗珍珠，嵌在油绿绿的丛草之间，帐圈里升起袅袅炊烟，像白色的飘带，缭绕在半空，一切都静谧地沐浴在阳光之下。这，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一位年过五旬的诗人，曾以他高昴的诗情，歌唱这雄伟挺拔的阿尼玛沁雪山和山下鲜花盛开的绿野。这儿的山山水水，萦系着他的情怀，这儿的每一个帐蓬，都曾给予他无限温情；这儿的飞雪阳光，都使他感到亲切……一句话：无论是雪峰草原，都和他几十年的命运联在一起。

    山外的峰，山前的河，远方的云，近处的林，都是那么朝气蓬勃，春意盎然。"我们是阳光的婴儿，山鹰撕开夜幕探望'飞天姑娘'；冰川雪岭向朝霞投出脉脉含情的波光。"颇能道出他此时的心情。他曾用诗赞美这万仞雪山，而雪山也构筑着他心灵的洁白。他曾以沉雄的笔触，歌唱这离天最近的纯朴民族，无论走到哪里都和他们梦绕魂牵。

    山风，松涛，飞瀑，牧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浑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几乎呼吸屏息，喉咙燥热，他脱口吟出："我迷恋乡土宏伟的气势，/我醉心银峰玉蟒般纵横的高原风光。/眺望晨曦里太阳射出万支金箭，/变幻的霓虹拥裹着山野的粗犷……"
他，就是藏族著名诗人格桑多杰。

志在追求

    文学创作是人生中的一个苦而又苦的挚着追求。"文革"期间，多少作家、作者曾为此吃尽苦头。格桑多杰曾为文学创作而遭受了不少非议，吃了苦，可他始终把文学创作当做人民事业和社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为人民，为民族尽一份责任的途径。说实在的，他搞文学创作，比专业作家更苦，尽管他先后担任州委宣传部长、州长、州委书记、省文联主席、省出版局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十二届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等要职，但他从未因工作繁忙而辍笔，在超负荷的领导工作和繁忙的行政事务中，勤耕不息。他的很多作品或构思于马背，或匆记于餐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是生活赋予我的责任。"

    格桑多杰十分珍惜点滴的时间和人生的年华，不眠不休地搞文学创作为的啥？图名吗？图利吗？坦率地说，都不是！

    从他的一句话中，不难找到打开理解他追求文学创作心灵的钥匙："面对时代，面对人生，面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沃土，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我写诗，是一种追求，我愿做高海拔风雪中的-棵小草，传递一个信息，报告一个春天到来的信息。为冰雪溶化，为大地返青，增添一点一棵小草的色彩。"原来他把政务工作和文学创作，视为为人民服务的两个车轮，十分注意得当处理。在他身上，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与政务不仅互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工作使他贴近人民，丰富了他创作的源泉，充实了生活的基础，激发了他的情感；文学创作更使他心灵高洁，视野开阔，扩大思维的领域和层次，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驾驭宏观微观，互为启动，互为传动，进而提高概括能力、思维能力和领导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相互磨砺，使他的工作和创作都达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写到此，不由想起雪山下有种花名叫金丝荷的，在春寒料峭，残冬弥留之际，金色的花朵迎春开放，傲睨风雪；秋天来临，她又捧起金盏，祝贺牧人丰硕的收获。金丝荷年年两度开放，而格桑多杰的精神恰如金丝荷一样为高原双倍地贡献着自己。

    他一边尽力工作,一边努力创作，发表了几百首诗作，并出版了诗集《牧笛悠悠》、《云界的雨滴》。代表作有《查曲的传说》、《黎明分娩的新城》、《你是阳光的婴儿》、《玛沁雪山的名字》、《雪魂》等。他先后荣获过文学创作优秀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有的诗作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一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他还担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五届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民族文学杂志社编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格桑多杰不但自己在百忙中进行文学创作，而且经常鼓励周围的同志为藏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贡献。我曾作为他的秘书，经常听他谈论文学创作。"文革"后不久，我对舞文弄墨，写诗作文，依然心有余悸。格桑多杰做为州委书记，经常鼓励我写作。他语重心长地说： "母亲给了我们歌喉，我们就要为母亲歌唱。歌唱我们的人民，歌唱我们的新生活。人就是要看一种追求。"在他的鼓励下，一批藏、汉青年投入了文学创作。

    格桑多杰在主持果洛州工作的一段时间里，他抓创作，主持创办《白唇鹿》刊物，建立文学创作队伍，加强州文联工作,丰富了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培养新人，为果洛州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革"结束后，格桑多杰面对果洛文坛的一片废墟，忧心如焚。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看似无力，实则威力无穷。格桑多杰为了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全面贯彻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抓畜牧业联产承包和产业结构调整，抓教育卫生飞温饱工程和脱贫致富，同时也抓文学艺术。他深深地明白，一个民族，既使物质充足了，如果精神匮乏，也是不能脱贫的。为了重建队伍，重振旗鼓，为来之不易的新时期呐喊，他身先土卒，带头写诗作文。他深知，作为一个领导，要提倡什么，必须先行一步，号召固然不可少，自身的示范尤为重要。他发表了《献给时代的贺词》，对于当时重建文艺园地，获得了唤醒、鼓劲的效果。巴颜喀拉山下一度熄灭了的文艺篝火又被他的行动点燃了，一批心有余悸的作者又重新归队。他们说格书记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格书记暖化了作家和作者心上的冰霜。老作者又挥笔上阵，新作者如春笋破土，果洛草原文艺之花生气盎然。

    格桑多杰自己搞创作，是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和藏民族的文学艺术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文学创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好大机遇。我们应当趁此东风，千方百计繁荣藏族文学创作。在他和有关一协同志积极向国家民委、全国作协建议、倡导下，藏族五省（区）首届文学创作会议才得以在1981年在西宁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在藏族文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