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8年期间,平汪因为工作关系(特别是西藏工委里他是唯一的藏族委员),他与达赖喇嘛之间,便有了密切交往的机会,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1956年
是年,民族问题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论点,即"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一时成了识别和解决民族问题上是与非的标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论点,竟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关照"了有关民族问题的一切人与事,成了民族领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紧箍咒",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惨痛后果。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时才知道,这一造成严重恶果的"咒语",最先出现在当时(1956年)的中央民委:关于解决青海循化撒拉族问题的报告中。这一恶劣影响至今犹在。
1957年
全国"反右"。史称的反右"产生了扩大化"。
中央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毛主席、周总理与会。
中央民委领导在会前反复动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对民族工作大胆提出批评建议,并一再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于是与会者纷纷提出在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等各种批评意见和有益建议。
在西藏小组,德格王子格桑旺堆提议把(金沙)江东的德格划给昌都。经平汪解释后,小组会上没有通过此建议。但因翻译和整理记录有误,在上报简报中说成"全组通过,平汪也同意了"。为此引起一场风波。周总理(在青岛)约平汪和阿沛汇报西藏工作时间及此事,经平汪说明,消除了误会。
是年,中央民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作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
1958年
继反右运动遍及全国而起的是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浪潮。从而,十多万正直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党政干部,甚至还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和二、三十年代的老党员,戴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挨批、挨斗,惨遭迫害。显然,这一次"斗争",又产生了"扩大化"。
此时的平汪年富力强,政治上日趋成熟,正为他渴望的幸福繁荣的新西藏不辞劳苦、并为自己能在实现伟大理想的构建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分外兴奋之际,他遭受到无法理解的不公正的待遇。
是年,在这场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平汪以所谓"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莫须有罪名,在其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后,突然以"保护过关"为名留在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之职(所长包尔汉)。说是身处学术研究机构,实则专门接受审查。从此,被打入冷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中央民委和西藏工委领导传达中央将平汪调离西藏决定时,称平汪的过错是:一,在青岛会议上同意了把德格划给昌都;二、进军西藏时托运的书中发现有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这两点既是平汪冤案的缘起,也是置他于死地的"把柄"。
对于前者,平汪回答说:"事实恰恰相反,已向周总理讲清楚了,也可问同组的阿沛和杨东生","再说又不是把德格划给外国!"对后者,平汪说:"共产党员读革命导师的书难道错了吗?!"
1956-1959年
整个国家走向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代,整个藏区在"民主改革"运动中,都先后打起来了。后来的结论是:"平叛"产生了"扩大化"。
1960年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央民委党组决定审查平汪历史,以需要隔离审查为由,向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报告。平汪因此被诬陷入狱。
1960年
平措汪杰以所谓"反革命嫌疑"罪,锒铛入狱。从此,失去自由,在秦城宽三步长七步的牢房里单身囚禁18年之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38岁生日来临之际,迎接他的竟是囹圄生涯。时值盛年的平汪,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正是大有作为的青春年华呀!最初的冤屈和义愤感,驱使他以激烈的形式表示抗议,以剖陈心迹,辨白诬辞。他很快冷静下来,意识到事实的澄清,沉冤昭雪尚待时日,在囚禁生涯中,不该消沉和无所事事。他知道,他不能帮助那些加害于自己的人,再加害自己。
他把受尽种种(包括电波刺击大脑神经等)非法方式的野蛮"审讯"之苦的单身牢房,很快当作了一所研读哲学的特殊学校,用对经典著作精髓的理解和思辨填满自己思维。18年来,狱中凡能借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著作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的著作,他都读了几遍。《矛盾论》读了不下50遍;他还把列宁的《哲学笔记》同黑格尔的哲学著述对照着阅读。一部《资本论》,每次他都要研读半年以上。
平汪在阅读思考中得到了无穷乐趣。继而对研读哲学的所得所获萌生了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于是,他用让他写交待材料的纸笔,躲过狱卒的耳目,秘密开始了狱中的学术创作。
1968年(约)
平汪被严酷审讯9年后,当审讯员宣告他那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时,他蔑视地付之一笑,说:"要杀要剐请便吧!"从此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往后9年的沉默,致使他发声器官退化,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
1969年后
狱方再也不要他写交待材料了。这与其说是好事,还不如说是坏事。因为,从此再无人向他"按时供应"笔墨纸张了。此时的滋味,仿佛比蒙冤入狱的当初还痛苦。一次,他洗囚服时,偶然发现水变蓝了,经沉淀可以当"墨水"写字,从铺下抽出稻草,稍事弄尖终能作"笔",便后效法印度人用水冲洗的习惯而省出的手纸当稿纸,后来又用一段铁丝代替了稻草做的笔,使他又得以继续哲学著述。为说明和证明诸多哲学原理,使抽象变为具象、使想象变为直观,他从棉絮里抽棉花捻成线,摆在纸上,用嚼碎的米粒粘制成示意图表。哲学的研读著述和为此而进行的系列制造,使身陷囹圄的平汪没让如金的时光白白流逝。 18个寒暑过去了,当他走出秦城监狱时,已经写下几十万字的手稿和制作了大量示意图表。由于监狱期间除了前9年回答审讯,几乎没有同人说过话,这位以善操藏汉两语、遣词择句准确著称,参与谈判,并屡屡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与西藏政教领袖交谈充当翻译的人,居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日里话都说不利索。
1978年4月
平汪获得了自由。光阴荏苒,是时他年已56岁了。从秦城监狱直接送上火车,才告诉他被释放,要去四川。因此,凝结着他心血的几十万字的手稿和大量示意图表,只字未能带出,成了平汪的终生憾事。
此时,平汪才知道,他的父亲和发妻分别在巴塘、北京已因受迫害致死。长子平康关押6年,以及他的诸多亲属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株连;他的案子还牵涉到一大批藏族干部和他创建领导的革命组织,他领导的中共"巴塘地下党"(即"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数十人被打伤打残,刀登等6人迫害致死,昂旺格桑被强制劳动改造16年,图登旺秋(图旺)弟弟在秦城监狱关押14年,还株连了数百名党员和盟员。这个案子成为藏族地区最大的、触目惊心的冤案。是解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中最惨烈的一例。
平汪出狱后,被安排在四川自贡,每月发给原工资一半的生活费。此间宣布的结论依然是诬陷不实之词。他没有在结论上签字。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我是共产党员,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坚决要求重新审理;
第二,要求退还全部手稿和图表,要继续学术研究和哲学著述。
平汪的冤案一直拖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冯文彬等领导同志的过问和关注下,并经几番周折,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中央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论断。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曾因为上书中央著名的"七万言书"等被关押10年,刚刚获得自由的十世班禅大师,亲自来到还没有平反落实政策的平汪简陋住所看望平汪。大师热情友好的态度和无比亲切的关照,使平汪深受感动。他俩从此经常往来,密切联系,为民族的利益共命运、同患难。

 

1980年秋,平措汪杰得到平反昭雪后,首次回到家乡巴塘时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领导与西藏负责人合影。左起:伍精华、阿沛·阿旺晋美、李鹏、胡启立、班禅大师、平措汪杰、多吉才旦

 


1979-1989年
是平汪与班禅大师建立了极其亲密、诚挚友谊的10年。正如有人所指责的那样:"平汪事实上成了大师的'高级参谋'和'顾问'"。的确如此,班禅大师非常重视和赞同平汪就有关民族工作特别是西藏工作方面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大师还多次讲过: "平汪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藏族的理论家。"并说:"我有许多'酒肉'朋友,但真正思想上的朋友是平汪。"
邓小平接见班禅大师。他在对大师作出政治性结论的重要谈话中,特别提到平汪时说:"平汪挨整的问题,那是全都搞错了!他在文革前就挨整了。早在50年代初,我们就认识……"并说:"要把平汪安排在全国人大担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人大民委的领导。"作为曾担任过西康、西藏等五省的西南党政军领导的邓小平,在解放初期多次讲话中,提到以平汪为首的一批藏族革命青年对藏区进步、发展的作用。
公元20世纪80年代初
根据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又展现了它的光彩。
1980年
胡耀邦、万里视察了西藏。中共中央公布了著名的关于西藏工作的《3l号文件》。其基本精神强调: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自治民族真正的当家做主的民族自治权和自主权。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的所有方针政策、指示规定,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要先请示或后报告……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要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并指出这个文件的精神,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文件从历史经验出发,规定了汉族老大哥与兄弟民族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强调要讲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不搞一刀切。
赵紫阳总理在延边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央书记处讨论认为,苏联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中国也没有解决好。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还要大些,要相信少数民族,他们会用自己的脚走路......
胡耀邦同志曾指着鼻子批评过我们党内一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说他们:百依百顺,而不为自己民族的正当利益说话,他们不是真正的民族干部。他同时指出:某些汉族领导干部,只要少数民族干部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则往往认为有"民族情绪",并以有没有所谓"民族情绪",作为褒贬和升降少数民族干部的实际标准,从而导致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说话的原因之一。
胡耀邦的批评与当年列宁的批评何其相似啊?!列宁曾经批评苏共党内干部奥尔忠尼启则(格鲁吉亚人)时说过:"那些接受了大俄罗斯主义的非俄罗斯族人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大俄罗斯主义比俄罗斯人的大俄罗斯主义还更加厉害。"
当然,我们党内并不缺乏这种"同志",恐怕他们还不配称作列宁和毛泽东们所渴望培养的那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本民族干部……"。
是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接见平汪时说:"在整个少数民族干部中,你是受迫害时间最长、最典型的一个…"。
1980年5月
胡耀邦从西藏视察回来,立即在中南海中央书记处接见平汪时说:"活着能见面,这就是伟大胜利。"平汪就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尤其是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坦诚地向党的总书记面述了自己长期思考的意见。
之后,安排平汪到北京医院检查治疗。并指示有关部门,安排迁至高干居住的楼房居住。
期间,平汪以4万字的《辩证法新探》提纲,讨教于同时住院的范若愚同志。范若愚又将稿子送中央党校诸教授、学者们传阅,并请提意见。另外,复印稿还分别送给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楞森教授、人民大学哲学系庄福龄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员林利同志、国防大学李唯一教授、四川省委党校杨超教授等传阅,并征求意见。
平汪1955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范若愚同志当时为该校教师,曾经非常生动地给学员们讲授过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平汪就认识他。"文革"期间,范若愚也入秦城冤狱七、八年,他们同住北京医院治疗期间,相互交谈各种问题,范若愚问到一些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时,平汪曾把近期送给中央有关领导阅参的他与旅外藏胞代表团的谈话纪要的复印件给范若愚同志看,范若愚同志赞同平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于是,他又送给住院治疗的宋任穷同志看,宋任穷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范若愚同志征求平汪的意见后,转载于中央党校的《理论增刊》上。
胡耀邦刚从西藏回来,稔知藏族干部情况,他见到平汪后,建议他回西藏担任政府主要领导工作,并表示:"过一两年,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也可以由你们藏族同志担任。"平汪向胡耀邦再三表示,让他留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整理在秦城总结的辩证法理论体系,认为这对党、对社会更有益处。平汪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又一次与邓小平在人大会堂主席台上会面。邓小平握着他的手说:"你吃大苦头了"。是时,在旁的胡耀邦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是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了吗?"
平汪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50年刚刚解放的重庆,以后又有多次在工作上接触,而最后一次,是在1958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平汪这次见面时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邓小平竟立刻认出了他。
随着平汪平反,平汪一案牵涉株连的一应组织、人等,平反昭雪,彻底恢复了名誉,并对他们和一应组织在解放前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以及他们在解放后长期做出的贡献,均给予了公正评价。当然,平汪为此也煞费了苦心。
平汪恢复名誉之后的岁月里,随之而来的也并非都是风平浪静的日子,他仍然遭遇了不少风风雨雨、说三道四,乃至拨弄是非、攻击诬告,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980年12月
在修改《宪法》时,平汪就宪法有关民族方面的重要问题,依据中央精神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点和理论原则,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论点:列宁曾经非常正确地论证过:"民族分离主义是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同样,民族联合和团结是民族平等政策的结果;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民族关系问题上,理论上的混乱观点,必然导致实践上的错乱。
他进一步阐述:民族平等是因,民族团结是果。只有把"民族平等"放在了"民族团结"的前面时,方能牢固地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调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让实行自治的民族既当家、又做主。
平汪提交的《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乌兰夫、班禅大师、范若愚、宋任穷、刘澜涛等,以及新疆的维、哈等民族的同志和其他有识之士都作了高度评价。特别是藏族干部中影响更大,许多人纷纷抄写、复印、翻译、录音,广为传播。但在北京,却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不满,甚至肆意攻击、诬告。
平汪关于《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和刊载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增刊》上的《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代表的谈话纪要》,一时成为某些自居为"民族问题专家和发言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并由此导致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有关民族问题原则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的争论。平汪对假借"中央领导"和"民族问题权威"的名义所作的万言"谈话",据理用25000字的"申辩''进行了一场论战。对此,西藏的某些领导甚至还大搞层层传达、人人表态。这场论战,终以"按党章办事,可以保留个人意见"而不了了之。
平措汪杰,曾为第一、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80年起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第八届人大民委顾问。他在人大做民族立法工作整整17年,他认为:"凡在法律条款中规定了的,不一定都能兑现,但若要能兑现,则必先有所规定。"平汪关于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两者是前因后果关系的有关论述,终因得到彭真委员长等有关领导的赞同、采纳,明文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条款中,即:"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汪后来不无感慨地说:"他在人大17年民族立法工作中,若有所贡献的话,可堪告慰的就是这件事。"
80年代初,在班禅大师款待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藏族代表委员与中央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的盛大宴会上,平汪同范明将军阔别20年后相见。这位当年的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的副政委激动地拥抱平汪,并当众高高地举杯朗声道:"平汪同志,我很对不起您,我过去整了您。当然,我自己后来也挨整了…",平汪告诉他:"我虽然吃了很大的苦,但听了你这句话,我就满意了。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前看…"。据知,范明将军是整过平汪的人中,唯一认错的人。难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