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学路

    高瑞，又名聂贡关却才旦，出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一个牧民家庭。他从小就十分渴望读书。解放前，他的家乡教育十分落后，除寺院外几乎没有其他教育。于是，年幼的他只好跟随伯父到甘坪寺学习藏文。在此期间，他苦学、勤问，深得师傅的喜爱。正是这段学习生活，为他以后深厚的藏语文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他的家乡——甘加乡八角城建起了全乡第一所小学。开明的父母同意了他读书的请求。从此，他开始接受正规而又系统的教育。在这所小学里，高瑞遇到了他的第一位汉族启蒙老师——徐秉孝先生。正是这位老师对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影响至深。在学校，徐老师耐心地教这些草原上的小伙伴们学习汉语。他还经常讲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稀奇新鲜的故事。从此，开启了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心灵之窗。也就从那时起，年幼的高瑞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像徐老师那样的人民教师，把知识传授给也像他一样生长在草原上的藏族孩子们。这也正是他在后来从事繁忙的党政工作的同时，仍旧一直未舍得离开教学第一线的主要原因。
    13岁那年，高瑞离别故乡，只身来到省城的西北民院求学，但学业尚未顺利完成，却赶上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响应国家号召回家乡参加劳动。同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他一面强忍着饥饿的煎熬，一面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坚持学习。后来，作为村里的“文化人”，他被吸收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担任藏汉双语的翻译工作，不久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
    参加工作后，他深感自己学识的浅薄，坚持自学藏汉双语，出色地完成了许多翻译工作，先后在夏河县委组织部、县广播站等单位担任翻译和藏语播音工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冲击，受到毁灭性破坏的西北民院恢复，并于1973年开始招生，学员多由单位推荐入学。按当时的标准，作为“走资派”的后代，高瑞根本没有资格去学习。但县委组织部一位老同志非常欣赏他好学上进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以个人名义担保，极力举荐，使高瑞获得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并于1974年9月再次来到西北民院学习。1976年，在那个令他今生最激动、难忘的时刻，高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植根于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站在讲台上，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明眸，他深感自己所学有限，于是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脱产进修班”，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但此时的高瑞仍抑制不住那份对知识的挚爱与渴求。1979年9月，他又考取了西北民院第一届古藏文硕士研究生，成为仅招的4名藏文专业研究生之一，并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先生的门下专心攻读古藏文硕士学位。先生潜心笃志、刻苦研究的精神感染着他，他立志要像先生那样在藏学研究方面做出点成绩。“名师出高徒”。他在圆满完成专业学习的同时，撰写出了一些价值较高的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
    回首曲折漫长的求学道路，高瑞教授感慨颇多，他说：“这期间有师长的培育、自己的努力，更有党对少数民族青年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

    潜心做学问

    70年代到80年代，高瑞创作热情高涨，1980年12月1日，他的处女作《赞水》发表在《甘南藏文报》上。从此，他在学业之余，不时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如《婚礼之歌》、《颂茶》等相继见诸于省内外藏文刊物。其中，发表在《甘南报》上反映“文革”后家乡人民物质生活、精神面貌巨大变化的散文诗《回家路上》获得了1976--1987年度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此外，他还经常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将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介绍给藏民族读者。同时，高瑞始终把专业知识的学习、研究放在首位。从攻读研究生时起，他就刻苦钻研古藏文，阅读了大量的古藏文典籍，深入藏区开展了许多调查，掌握了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他被任命为西北民院院办主任，虽然公务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撰写出一批反响很大的论文，如〈〈桑叶寺碑文考释〉、《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敦煌古藏文十词的文学价值初探》、〈〈莫高窟古藏文(罗摩衍那)藏译本简介》、《甥舅和盟碑新探》、《浅论吐蕃时阶级地位的分类》、《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浅析古代藏族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其中发表在《中国藏学》上的《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一文，学术价值较高，影响也最为深远。为了撰写好这篇论文，1988年，他亲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地考证当地民间所称“公主庙”。他在那里喝冷水、啃干馍，住了两天两夜，从历史的角度作了认真细致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公主庙”石刻佛像与文字和文成公主庙的关系，从而推翻了长期存在于民间的一些误传。此论文获得了《中国藏学》首届优秀论文三等奖。同年，高瑞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此外，他撰写的专著《长庆会盟碑与蕃唐关系的演变》荣获甘肃省高校1979—198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古藏文本是国内民族高校藏文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但讲义零散，没有规范正式的教材。有些小册子中对具体字、词的诠释没能反映出其本意。于是高瑞用了近12年的时间编著出版了作为国家民委八五教材建设项目的《吐蕃文献选读》；还主编了藏文教材《公文与公文写作》一书。
    1991年，高瑞被国家民委党组任命为西北民院院党委副书记；1996年，又兼任纪委书记。从1991年起，他还担任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的主编。为使这一代表学院科研水平的刊物更上一层楼，高瑞严把质量关，经过一番不懈努力，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已成为藏学界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并于1999年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社会哲学期刊”奖。1987年下半年，高瑞辞去行政职务，主动要求到教学第一线工作，在当时的少语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说：“我总是把为党、为国家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最大心愿。”多年来，在公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他始终未脱离过自己深爱的教学、科研工作岗位。自从担任硕士生导师以来，由他指导培养出的数名研究生在国内有关科研院所、教学、出版、翻译等单位发挥着骨干作用。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需要高瑞身兼数职，日常公务繁忙，但他都能把工作安排、处理得井井有条，做到工作、教学、科研三不误。他的教学工作量与专职教师相等甚至超过一般的专职教师。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