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起,十世班禅个人的成长和他肩负的使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成为18岁的成年人了,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以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他明白只有使自己的才学和佛教地位相称,才能在振兴和弘扬藏传佛教事业上有所作为;继承和弘扬前九世班禅开创的事业,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是他肩负的历代班禅所没有遇到的新使命。因此,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55年返藏途中,就开始学习汉语文,3年后他已掌握二、三千个汉字,能阅读一般的汉文文件和书报了。还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史,领袖人物的革命斗争史等。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欧曲经师的指导下,细读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有很大的收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
1959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出走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班禅于4月5日到达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当年4月14日,班禅到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当晚周总理设宴欢迎。4月15日出席了毛主席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国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届全国人大会议选举班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后,班禅迅即返回拉萨。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9月25日,班禅飞抵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班禅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10月21日,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讲话,介绍西藏的形势。10月22日,毛主席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左"的错误,这也影响到了西藏。1960至1961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甘、川、滇等省的藏区视察。班禅发现,这些地区在平叛、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草原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在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庐山会议后,本应纠正"左",可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左"的政策继续发展。
班禅是早熟型的人物,从小聪明睿智,有个性,有主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年后,他的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由于班禅的性格,更由于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藏族同胞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在面对国家的一些方面一再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有时甚至非常愤怒。作为党的挚友,他不能明哲保身,缄口默言。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中央领导指示的正确方针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大师喜欢骑马


1960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以"神仙会"形式,认真深入地讲座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工作。李维汉是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在两个月的"逍遥游"时间里,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有时陈叔通也在座。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了中央。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主席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正"左",从六个方面做了详尽指示。次日,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还宴请了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和随行人员。周总理强调指出,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要纠正。班禅对这些谈话,总的说是满意的。但他又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谈透。
1961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视察,调查研究。1962年初,还到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很多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班禅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疏通工作,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光口头讲不行,要写成系统的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当大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们都建议大师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更不要书面报告了。但是,班禅大师认为,自己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把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搞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看到问题不向中央反映,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最大的失职。班禅大师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认真地书写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是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更加崇敬周总理、陈毅、贺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班禅也更坚定了应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想法,认为这是他热爱党,与党肝胆相照,坦诚相见,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真诚表现。于是,他更积极、更认真、更严肃地书写意见。
1962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年初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4月21日至5月29日,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认真对待这次会议,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安排,在这次会上,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会上,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会议期间,班禅没有多讲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起草"意见书"。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觐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后来,毛主席为此还专门接见了班禅。对班禅的意见书,中央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此后不久,班禅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