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4年4月5日   晚 9:00至12:00
    采访地点：藏人文化网站     采访人：才旺瑙乳

    才旺瑙乳：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地追逐明星，我们藏族的年轻人也不例外。依目前的状态看，搞文学艺术的人中，歌星、影星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上世纪80－90年代，我能在大学校园里感受到藏族大学生对文学的热情。和整个中国的状况相似，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但现在的大学生中，一些诗人和作家的名字逐渐被遗忘。在有些喝酒的场合，当我向一些学生提起上世纪80－90年代曾活跃的某些藏族作家和诗人时，他们很漠然。这是很危险的。这也说明这个时代的浮澡症在我们的年轻人中也有感染，新的传媒方式削弱了他们的阅读量。他们也很难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除了向外界传播和介绍我们藏民族的文化，同时也为了适应本民族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方式，是我们办网站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我们藏族的诗歌队伍是比较庞大的。1997年我和旺秀才丹编辑出版了《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2002年底由藏族作家色波主编出版了"玛尼石藏地文丛"四卷，其中一卷是诗集，这一套书在内地反响很不错。但我们所编的这些书都是一些用汉文写作者的作品，还有很多人是用藏文创作诗歌、小说和散文的，这些人的作品因为翻译介绍的不够，大多不被外界所了解。
    网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外界介绍我们藏族的文化名人，伊丹大叔，您是离我们最近也最熟悉的老前辈之一，就您的诗歌创作经历希望能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

   

接受网站主编才旺瑙乳采访

    伊丹才让：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从事诗歌创作这个行业。国民党的时候， 我大概8岁进了汉语学校。当时学校还不在我们村里，我们村没有学校，后来辗转到乡中心小学，后来又到了白马寺小学。这个学校为藏族学生提供方便，我当时是住在当地的亲戚家里，大概读了8个月，每天都在修路栽树，有些课程根本就没有上。第二个学期我跑掉了，再没去上，回家种地、放羊去了。后来，我们那里有一个汉族老师，对我很好，他说昆仑中学收学生。1942年冬天，我就跟那位老师到了昆仑中学，年龄大一点的就编到军队里去了。那时候我正15岁，就在一分校小学部读书了。嘿，那个时候苦了，每天早上一块薄薄的饼子，只吃两口就完了，中午、晚饭也吃不饱，犹如黑人的生活。手、脚都有冻疮。1949年8 月份，兰州解放了，好多学生都跑了，我们也联合起来跑掉了。跑了三天三夜，从山里跑回了家。
    这就是我读过的书。
    完了以后我们看见了解放军。过去国民党说，解放军、共产党是青脸红头发，张口吃娃娃。结果我们村的人都吓得跑到山里去了。庄稼黄了都不敢割，粮食都淌到了地里。有一天，我的牛跑掉了，我追到山底下去，正好解放军浩浩荡荡地过来了，我就爬在沟里不敢出大气，也没看见红头青脸。后来，解放军驻扎在我们上面的一个村子。我们村子里有羊，解放军要买我们的羊，一个老头就打发我说，你念过书，懂得事，你去送羊吧！我就赶了十只羊，当时胆战心惊，赶到解放军的住处，我掉头就跑。一个解放军就追着我喊我"小鬼"。我一面跑，一面很生气，怎么叫我"小鬼"呢？结果人家就一把抓住了我，拎着我一块回去。拉到院子里以后，他说你赶来羊辛苦了，便给我端来了烩菜和馒头，还给我怀里揣了两个馒头。走的时候解放军还拿出银元，跟我说：把你的羊钱拿上。我拿上一溜烟跑了回去，回去交了钱以后，我告诉乡亲们：解放军不是鬼，头发不红，脸也不绿，他们是好人，还给我饭吃，买了羊的钱都给了。解放军还说：我们是穷人的军队。后来解放军在别的村子里好像办了一个什么学校。
    1949年10月份，我一个同学来叫我，我们一块跑到西宁城后四处打听，得知有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后来就进了那个学校。在那个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后，我就在那里工作了。工作以后的1952年，西北艺术学院来招生，招生的老师看上我了，我就进了少数民族艺术系。我本来是去学音乐、作曲，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音乐的一些简谱基础。结果呢，我们系里学舞蹈的男生太少了，大概有两三个，完了以后我们去的这伙人共十多个人都被拉去学舞蹈。我个头又小，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说，个子小一点不要紧，以后可以当编导。就这样，我学了舞蹈。
    1954年，我到了西北民族歌舞团，当了舞蹈教员，还当舞蹈编导。当时呢，没人写词，我就按民歌来编词，这大概就是我开始和诗歌打上了交道。这也是一种机缘，要说有什么人生缘份的话，我和诗歌大概就是这样的。当时，我们编了舞蹈《拉卜楞的节日》，1956年到北京汇演时（全国专业团体歌舞汇演），被评为优秀节目，还到中南海演出。《拉卜椤的节日》的歌词就是我的第一首歌词。演完以后，文化部部长跑过来抓住我的手说，你给我们其他地方的歌舞团体带了个好头，做了个榜样。当然，北京的许多舞蹈家都来跟着我学习，1957年我正值22岁。这是我进入诗歌创作队伍的一个关键性阶段。以后我跑遍了青海、甘肃的藏族地区，每年出去三四个月收集民间歌舞。我收集了《婚礼歌》，后来我又据此编了《婚礼谱》。当时，正是政治向左时期，我的这些东西就吃不开了，因此，我的舞蹈没排成。1963年我将婚礼歌翻译成汉文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以后我就开始写诗并写了很多，有厚厚的两本。有人看了以后说我写的不是诗，就是把散文拆开了一行一行排成的，不像诗。1958年我去了甘南，跑了两三个月回来以后我写了一组诗，王沂暖先生看了以后，给我提意见说：你的这些诗押上韵后就顺了。什么是押韵，他教给我了。我当时问他，说什么叫"诗"？他告诉我说："你会的那些民歌就是诗"。意思是我已经懂得了什么叫诗。

    才旺瑙乳：您当时读过哪些汉族诗歌，对您有什么影响？
    伊丹才让：汉文的诗我读过的第一本是胡风的长诗。那是1952年，我还在西宁市。我到书店去以后，偶然看到了这么一本书：书很大，字很小，句子很短，有太多空白。我当时想，这是浪费纸张啊！当时觉得那么好的纸浪费了，感觉很可惜。那本书的书名叫《为了朝鲜、为了祖国》。当时知道他是大诗人，但我读了半年这本书，却没有读懂。那个大概是我现代诗中读的第一本。完了以后到西安，也逐渐看了一些当时出版的民歌集，读了以后找到了一点诗的感觉，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到兰州以后，我经常去民族地区搜集民歌，共搜集了约4000首，其中藏族民歌2000多首。文化大革命时没收了我的一些民歌和一大部分藏书。同时，我也按民歌编写歌词，大概写了100多首。到了春节，过节时报社、杂志社的人都来向我约稿。后来我读了非常多的诗，虽然我的工作很忙，每天早上4点起床我就读诗。点着煤油灯读诗。我读的诗里面，给我影响非常深的是闻捷的诗、郭小川的诗、白桦的诗。还读过田间的诗。我读得最有味道的是郭小川的诗，我非常喜欢他的诗。他在文革时被批判，我感到非常遗憾。读过他的《将敬酒》后，我从心底里崇拜他，我现在仍然能背这首诗。诗中充满了做为社会主义公民的自豪感。以后我又读了普希金的诗。读了很多莱蒙托夫的诗，感觉到很深沉，有些地方读不懂，但普希金的诗我是读懂了。这都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读的诗。我还非常喜欢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他的诗读起来感觉抒情味很浓，我从他的诗里面读出了藏族诗歌的民间性。通过读这些诗让我感悟到，我们那么多的民歌就是教会了我怎么表达感情，诗歌是民族精神情感的一种折射。我还读过土耳其诗人希格莱特的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德国诗人海涅的诗、英国拜论的诗，可以说我读了很多诗，读了这么多诗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我读他们的诗不代表我赞成他们，而是读了他们的诗以后，我觉得他们更像他们，我也更像我了。 在文革时，我被抄家了。当时我住在西北民院，他们勒令我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书都送到山上去，规定一天送上去。我当时就说：一天不可能送完吧！而且这么多的书，又全是山路。当时我就用了两条棉线毯子裹上书背上山去，背了三天，背破了两条毯子。我的书全背完了。书背完以后开始斗我，我就辩护，后来我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讲理的时候和地方，也不是讲理的人，我从此不再说话。斗了我整整十年。也就是在文革时，有一阵我到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同房的一个病人拿着一大本《唐诗》。我借过来以后读它，每天读，最后我都够背下来了。从中我获得了唐诗的对仗技巧。在我的诗中，有一些对仗的诗句都是从唐诗中受到的影响。当时，我还在西藏那曲等地买到了一些俄国大理论家的书，也开始读一些文学理论和评论。

          

接受网站总监旺秀才丹颁发的藏人文化网特约编辑聘书

    才旺瑙乳：从您后期的作品看，藏族传统诗歌对您有很大的影响。
    伊丹才让：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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