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阿来先生作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应邀赴甘肃省省会兰州市参加2005"当代期刊发展与经营论坛"。尽管在兰州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但他仍欣然参加了与西北民族大学部分青年学者的座谈会，并接受了藏人文化网记者的专访。
十年："尘埃"依旧
《尘埃落定》的问世，给阿来带来太多的荣耀和财富，甚至有评论家预言：《尘埃落定》将使阿来成为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
《尘埃落定》横空出世后的十年里，阿来只写过一个短篇《鱼》。写完《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坦言："像是进行了一场玉石俱焚的恋爱，心被掏空了，一点写作欲望都没有"。现在，我们等来了《空山》，但这十年并没有使《尘埃落定》毁弃、遗忘，依然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
记者：《尘埃落定》里你用土司傻子儿子的眼光作为小说叙述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藏族土司制度崩溃瓦解的历史。贯穿故事始终的傻子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典型化了的文学形象，估计许多年后都会被人们一再提起。请问您塑造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他纯粹是一个虚构的形象？还是有原型存在？或者是您受到了国外某些现代派作品的影响？
阿来：在世界文学当中也有这样具有神秘寓言性的形象出现过。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比汉族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除了接受书面的传统文学之外，还有一个口头的民间文学。文盲也有对文化、审美的需求，所以过去很多的家族、部落、村庄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并不是用文本固定下来的，而是每每变化着的，就像《格萨尔》一样。在藏区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不同主人公的故事，比如像阿克东巴的故事一样，这个人很有意思，相对于有钱、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他什么都没有。用当下的术语表达，就是说他是一个"弱势"的人，但他不傻，在所有的斗争中，都是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他取得胜利的方式都不复杂。别人用最复杂的方式对付他，他却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应付，最后他取得了胜利，这其实就是代表藏族丰富的民间智慧，就是老百姓的智慧。我在1989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阿克东巴》。当时写这个是因为我很好奇：阿克东巴有这么多的故事，但没有一个故事是来描绘他的形象的。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描绘他的形象，让我来想象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当时，这个小说发表后评价很不错。后来写到《尘埃落定》，塑造傻子这个形象时，也有很多原因，除了书面上的之外，也有民间故事的启发，但他的塑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现实问题。过去我们的土司都把自己当作国王，都是世袭的，土司之间相互斗争，经过几代、十几代以后就渐渐退化了。所以说，一个形象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就的，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现在我至少可以讲出来的是：一、书面文学的源头；二、民间文化的影响。我自己从小在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长大，从小接受的教育并不是书面的，是在传说和故事中哺育成长起来的。还有就是，你既然要写一段历史，就要对历史加以研究，通过四面八方的影响和对历史的把握来塑造傻子这个形象。
记者：《尘埃落定》获得"矛盾文学奖"后，有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获奖存在着评委关照少数民族文学的感情成分在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伪问题，我不希望评委会或任何一个机构在评奖时，考虑我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得奖并不是唯一评判一部作品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书店的销售情况。《尘埃落定》的市场表现在文学类图书里是最好的之一，每年都会加印十几万册，累计发行超过一百万册。我想评委也没有因为我是个藏族作家就降低对我的要求，也不希望有这种偏见存在。
记者：我看了小说《尘埃落定》，也看了改编的电视剧，电视剧对您小说的改编、延伸、技术处理，您满意吗？
阿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如果说一个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当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话。其实电视剧是很难做的，电视剧这种样式决定了它基本上不可能再让小说更精彩了，改编的电视剧只能比小说差，这是电视剧的宿命，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媒介。只不过这个问题在《尘埃落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我只是建议多用藏族演员，我也认为电视剧中表现最好的就是拉萨话剧团的几位藏族演员。我是从来都不写电视剧的，当然也有人来找我写，我说写了也是白写，写了还是拍不出来，因为我对电视剧这个行业还是比较了解的。
记者：《尘埃落定》写完之后，您又把书中所描述过的大地，重新走了一遍，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尘埃落定》？
阿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是不愿意老回头去看他的作品的，这样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作家需要一定的自信，如果一个作家不断回头看自己的作品中失败的地方，那自信会很快的降低，写作却恰恰需要巨大的自信。文学创作需要探索、创新，你必须要不断告诉自己要往前看，这是一个策略，但更重要的是，就我本人而言，每写完一部作品后，就不想再去管它，这时候想的已经是下一部了。现在是写作欲望和精力都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没有过多的去考虑已经出版的作品。但如果以后等我老婆到更年期了，我也写不动了的时候（笑），我也许会回头看看自己的作品，所以现在我更重要的是在考虑以后要写的作品。现在我的脑子已经很拥挤了，面对的事情也很多，但一旦有了时间在创作上，主要精力还是要用在下一部上。要说回头，那就是像今天一样在接受采访或开座谈会的时候不断检讨自己的作品。
藏族作家：困惑和优势
藏族作家面临着"两个文化"的困惑，一个是用什么样的现代文学形式，但是要最大限度的在作品中保留一个藏族作家的感觉和态度，再一个是运用汉语创作，就势必会遇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所以说，这无疑给在藏族作家带来了一些困惑。但同时，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藏族作家又可以更好的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
阿来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曾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记者：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您如何看待目前汉语形态下的藏族文化及其创作者面临的问题？
阿来：我们在具体的创作和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做杂志，每天讨论的都是经济领域内的一些问题。我自己有两重身份，其一是出版商，其二是作家，在创作小说。早期在写作小说时，基本上是关心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像语言上、结构上的问题，到了把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了，就是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但了解又是一个起步，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进行反省，加至一定的批判。要对文化进行了解，就要上升到比较专业的领域当中，就不得不进入到一个学术的层面来思考一些问题，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藏族文学，不管是母语创作，还是汉语的写作、国外的英语写作以及其他语种的写作，经过短短的几十年已经度过了语言技巧这一关。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要更好的发展，恐怕还要有一个文化观念。但解决文化观念说起来很轻松，做起来就很难，一个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历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个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这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无疑是被固化的。但文化还要往前走，往前走就势必要变化，变化又是在自己的内部，就是说外界的影响虽然有，但相对是很小的，但近一两百年以来，尤其是现在，外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在自己内部变化的时候，有些就不是主动的变化，是被迫做出的反应。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多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关心着这样一个问题：藏族文学的样式。现在就不像《格萨尔》那样民间吟唱的方式，也不是过去宗教界当中像《米拉日巴传》、《宗喀巴传》这样的样式，那肯定是要采用现代的方式，像小说的方式。小说的方式，包括我在内，很大一批藏族人都在用汉语进行创作，用汉语创作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是创作者进入了汉语这个领域内。
在汉语的领域当中，也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汉语也在变化，它的变化是被迫于西方的，但这样的变化要讲究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有些人西化的很厉害，但有些人的西化是有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