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让我来说“藏学”，有点惶恐，可老辈相继作古，又感到责无旁贷。首先要做一点解释：什么是“藏学”。简单地说，“藏学”就是研究西藏的学问。还要把“西藏”二字解释清楚：“西藏”是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广阔的地区，目前称为西藏自治区（人口223万，首府拉萨）。在历史上，对这一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唐、五代、宋，一直到元代都称之为“吐蕃”。古人按照当时的藏人自称为Bod（蕃），汉语译为吐蕃，发音为“吐博”或“吐钵”。而“吐”字很可能是汉语的“大”字，合起来，就是藏人的豪言壮语——大蕃（见于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明代称为“乌斯藏”，清代称为“卫藏”，实际上是藏语Dbus-gtsang拼的译音。除了西藏以外，藏族还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分别在各省建立了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藏学研究就包括西藏自治区和上述四省的藏族自治地方在内（人口合计446万）。在西方，习惯上称藏学为Tibetan Studies或Tibetology。
这一学问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我接触、进入藏学领域，正是从学习藏语文开始的。
1951年5月初，我奉调离宁，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拜辞了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诸位师尊（如今都已作古了，思之泫然）和同学（中有周勋初、包忠文、顾黄初、穆克宏、郭维森诸位卓有成就的学长，如今已在各自学术领域发挥长才，而郭恬兄却过早谢世，令人惋惜），只身北上，来到北京。那时对于西藏和藏学简直是一窍不通，毫无了解，胸中茫然无绪。只想到临离南大前潘菽校长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参加到保卫国防、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去，是十分光荣的任务，是与抗美援朝同样光荣的。当时正是举国上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轰轰烈烈的全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期。年轻人的热血汹涌奔腾，“去吧！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年轻人最响亮的口号。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响应祖国号召，发誓要为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做贡献。就在我到北京不久，尚在筹备中的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与先期到达的从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调来的同学们一起欢庆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欢乐通宵，兴奋不已。来自西藏高原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阿沛同志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我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并为他充当翻译，乃后话）、凯墨·索南旺堆、土丹列门、土丹登达和桑颇·登增顿珠跟我们见了面。看到他们穿着光彩艳丽的丝绸长袍，梳拢着光可鉴人的辫发，听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心里感到好生奇怪！想到祖国的需要、西藏的需要，我们急于想早日学会藏语，早日承担起祖国交给自己的任务。
感谢于道泉教授，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诱导我们如何学习藏语。他认为，先学会口语，然后在通晓语言的基础上再去学习藏文，可能会快一些，因为藏文和藏语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如果一开始就学藏文，难点太集中了，效果不会太好。他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藏语的方案，编出若干课的口语教材，生动，有趣。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他广博的语言知识和宽容谦和的态度令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十分钦佩。他邀请在京定居的藏族老学者曲吉洛卓先生（来自拉萨，曾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取汉名李春先，并宣称自己是随同文成公主入藏的唐宗室官员的后代，所以姓李），以标准的拉萨口音讲授。还记得这位李老先生在他编的教材中设计了一个取名为“旗杆”的人物来影射于教授。于先生十分宽容地笑着说：“他编的口语真流畅，取的诨名也很风趣。”老师们合作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还有云南藏族钟秀生先生和巴塘藏族格桑居勉先生作为助教帮助于教授做辅导工作。那时，整天听到嘎、卡，噶、阿的拼读声，一遍一遍的朗读声，弥漫在北海公园的侧畔。同时还约请了拉萨功德林寺派驻雍和宫的僧官士登尼玛喇嘛和原在拉萨与汉族人士结婚，随夫来北京定居的罗桑曲准女士做口语训练、对话、答问的辅导。所有这些都是于道泉教授不辞辛苦的安排，使我对藏语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引起了学习的浓厚兴趣。不久，我们远离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
贡噶活佛是我们到藏区投奔的第一位高僧。他曾担任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经师，有关于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有极高的威望。他将我们接到贡噶雪山上的贡噶本寺（依藏文名称“康松扎”，意思是“名闻三界寺”），和噶玛堪布一道教导我们，选用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的哲理诗《萨迦格言》作为教材，让我们精读这一部杰作，这使我能初窥藏文古典作品的门径，颇有身置庄岳仰之弥高之感（后来，我在随堂听讲之余，把它译成汉文，曾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好几个月，又结成集子出版）。贡噶活佛又推荐了一部《佛陀释迦牟尼赞注》让我们了解印度佛教史和佛陀本身故事，饶有趣味，这一切对于研究藏族文化、历史极为重要，使我们终身受用，永远难忘。在贡噶山上生活的日子至今萦怀，既紧张又活跃，既有诸多难关，又有克服困难后的欢乐。记得我曾到离寺几十里的玉龙榭村去参加一次婚礼，第一次直接了解藏族的礼俗，热烈的场面，送亲迎亲各种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尤其是赞礼的人，长长地诉说本地本族历史的赞词。我还听不大懂，靠着藏族学长斯那尼玛口译才有所了解。后来我连夜写了一篇《牧场上的婚礼》，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贡噶上师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他教过不少弟子，在台湾和美国成为一代密教大师的陈健民、屈映光、张澄基（藏文名著《米拉日巴传》《道歌》的英文和汉文译者，于右任先生的女婿）都是上师的及门上首。不过，他们几位都是在我们上山以前就离开了，未能见面。1954年春天，贡噶上师应中央民族学院之聘，作为客座教授来到北京，真正实行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来了。一时间，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前来求法的、求教的、参拜的熙熙攘攘。其中有李济深先生，他以共和国副主席之尊前来拜望。记得那一天，先来了好几位解放军，警卫森严，把贡噶上师的寓所前后把定，李先生一进门纳头大拜，称弟子礼。还有著名抗日将领、十九路军司令、佛学家陈铭枢先生，及哲学大师梁漱溟先生都曾先后来拜，执礼甚恭。足见上师道行感人之深。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上师被聘为大会藏文翻译处的顾问，与于道泉教授、法尊法师、才旦夏茸活佛、黄明信先生、桑热嘉措活佛等藏文专家合作共事，完成了《宪法》等五部大法的藏文翻译。我作为学徒，随侍在侧，受到很多实际教益，听到老一辈学者的谈话、议论，对藏语文中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各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之间的分歧和共同点有了深一层的了解。组织上安排上师到北戴河去度假、休养，我也随侍前往。在那里观赏石碣遗篇，幽燕胜迹，上师非常开心，似乎对海滨生活感到新奇而有趣。在休养期间，巧遇古文字学家杨伯峻先生也在那里度假。杨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遇夫先生）的侄儿，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文学教师。他对贡噶上师十分崇敬、仰慕，请教了好几个有关密教的问题（由我充当翻译），谈得非常融洽。当时杨先生新婚，偕夫人一起拜见上师。1982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汉藏语研究第十五届大会期间，我又一次与杨伯峻先生相遇，同住友谊宾馆申主楼，比邻而寓。杨先生还深情地回忆起与贡噶上师的那次学术会晤。流光易逝，感叹无常，贡噶上师已于1957年阴历正月二十九日在贡噶寺圆寂了。杨伯峻先生也在前几年遽归道山，记下这一段往事，算是对二位先生的纪念。
贡噶上师是康区木雅人，除了讲藏语以外，还讲一种非藏语的木雅话。我曾注意到他跟侍者阿旺诺布用木雅语交谈，我一句也听不懂，感到非常奇怪，后来读到邓少琴先生所著的《木雅西吴王考》，才知道木雅是mi-nyag的译音。历史学家认为木雅古译“弥药”，可能就是西夏党项人的一支。西夏亡国（127），部民逃散，南来的一支就是今天居住在康区的木雅人。上师在解放前到内地弘法，曾任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并被封为辅教广觉禅师。在内地多次传法讲经，有很多信众。至今在海外还有他的再传或者三传弟子在弘传噶玛噶举的教法，可见其影响之大。上师曾口述《心经》藏文本，译为汉文，比较汉藏两种文本的异同。1988年和199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曾应“金刚乘学会”刘锐之会长之邀，到该会访谈，从而知道这一学会传习宁玛派大圆满教法，同时也供奉贡噶上师，尊为师祖。1994年，我应台湾的政治大学之聘前去讲学三个月，在台北知道有一贡噶精舍，一位蒙古族女性的“贡噶老人”在弘传噶举派教法，她也是贡噶上师的弟子。
二
藏文是藏语的书面形式。传统的说法认为藏文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50）时文臣通米桑布札参照梵文创造的。关于创造藏文、推广藏文的故事很动人，说是通米桑布札等十六位西藏青年被赞普派到天竺去，学习梵天文字，其中十五位在印度得病身亡，只有通米桑布札一人学成回藏，以梵文的兰查体和瓦尔都体的字母为基础，参照藏语的实际，创造出三十个字母和四个元音符号的藏文（正楷和行书），并制定了拼写规则和文法、规范的词语实例等，献给松赞干布。赞普大喜，乃亲自学习，并下令在全藏推广，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藏文。于道泉先生非常同意贡噶上师的观点，完全遵循古代的传统，而且认为藏文就是古代藏语的遗留，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和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而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所以一句成语就产生了：“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bla-mar re-re chos-lugs re/lung-pa re-re skad-lugs-re)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遵循于道泉先生和贡噶上师的教导，我一直努力地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6月号的《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描写藏语声调的论文。那是根据赵元任博士在《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中对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归纳后得出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书面语（也就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这一篇小小的论文居然受到王力（了一）先生的重视，他在《汉语史稿》第一分册中加以征引，使我受宠若惊。当时，我与四川大学的张永言兄、中山大学的黄家教兄、厦门大学的陈世民兄四人组成一个助教听课小组，按时在北京大学文史楼中文系随堂听讲。了一先生当时在讲“汉语史”，每每在课后亲切地和我们交谈，让我们提意见。假若没有记错的话，当时还有许绍早先生、石安石先生与我们同堂。了一先生不疾不徐的声音，柔和温婉的讲课艺术，至今犹在目前显现。他老人家八十高龄时书赠的条幅云：
鼎湖访胜未缘悭，古寺巍然霄汉间，浩浩飞泉长溅水，苍苍丛树密遮山。夏凉爽气高低扇，冬暖晴云来去闲，自顾山灵应笑我，行年八十尚登攀。
癸亥霜降后六日录旧作游鼎湖山诗以应王尧同志雅嘱。王力时年八十有四。
了一师以八十四岁高龄所书的墨宝，笔力雄健，风格挥洒，字如其人，诗如其人，悬在室中，朝夕晤对，令人低回向往。
20世纪60年代，民族学院举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敦请西藏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来主持讲席，我承乏一些教学助理工作，与他共事。事实上跟他朝夕晤对，随处学习。这两期研究班各三年，培养了一批藏学研究的骨干，他们中有的人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局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社科院院长、西藏大学副校长，乃至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要职。实际上这两期研究班把西藏学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东噶·洛桑赤列活佛与我共事前后十多年，又几次一道出国参加会议（1985年德国的慕尼黑、1992年挪威奥斯陆和意大利的西安那、1995年奥地利的格拉茨），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他虽然身为活佛，饱学经典，但思想活跃，不落流俗，颇能适应新的时代潮流，锐意吸收新的知识和新的理论，能开拓新的视野，绝不囿于陈说，是最为通达的大师级的藏学权威。记得1985年在慕尼黑第四届国际藏学会上，他发言之前说了一句：“今天能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来参加会议非常高兴。”与会的西方人为之侧目，有人问我：“东噶喇嘛是共产党员吗？”1997年7月12日，东噶·洛桑赤列活佛竟以骨癌重患不治而往生了。他留下了一大批著作，一大批弟子，一大批未完成的项目撒手而去，令人伤悲。
由于藏文研究班工作的无声催促和实际的需要，我便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讨上，而吐蕃时期最可信的文献有三大类：（一）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二）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三）从新疆、青海等地地下发掘的简牍文字。我以极大的兴趣去钻研敦煌写卷。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最出名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上。1940年在巴黎出版的Documents de Toung-houang Relatifs a L’histtoire Du Tibet（Paris，1940）是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考（J.Bacot，1873一1965，他是于道泉教授的老师）、杜散（Ch.Toussan）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F.W.Thomas，1877—1956）三人通力合作的一本最重要的古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和解读。此书是利用巴考、拉露、托马斯和杜散几位精选的法藏和英藏的敦煌藏文写卷编成的，虽然在二次大战最严重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人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这本书。于道泉先生鼓励我在这方面努力，并把他从海外携来的原本交于我，谆谆嘱咐用心研读。在当时我无法看到原卷，只好把上述书中转写的藏文一一还原（为藏文），再逐字逐句去揣摩，参考他们提供的译文。十分感谢马雍兄，当他知道我在研究这一本书时，便把他从法文译出的汉文底稿交给我，使我得到很好的参考。马雍兄是最勤奋的中亚学家之一，孜孜不倦，积劳成疾，1985年英年早逝，令人慨叹，学术之不幸也。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我仍未敢忘怀此项工作。1969—1972年的三年中，被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以待罪之身被监督劳动时，我仍在坚持，为了躲避那些“革命”先生们的举报、监视，我把上述那本书的藏文原文抄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就便装在上衣口袋里，可以随时翻阅、琢磨，而又不露声色。但是，还是被“革命派”发现，被斥为“贼心不死”！直到“文革”结束，拨乱世之风，返正当之途。1979年，青海民族学院教材科在藏文教师王青山同志的推荐下，大胆地把我抄在练习本上的藏文原文和汉文译文排印成册，供有关的同行参考。这可说是这本书的最早版本。1980年，陈践同志参加进来，协助我改进了译文，增加了注释、考证之后，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定名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还敦请闻宥教授题签了书名。闻老苍劲古朴的书法，雄浑而有生气，使人见了顿觉思想萌动，精神为之一爽。此后，我编著的《吐蕃金石录》（1982年版）和《吐蕃简牍综录》（1986年版，也与陈践同志合作），都敦请闻老手书题签。闻老已于1985年驾鹤而去，他老先生遗留下来的手泽历历在目，人亡琴在，令人泫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出版后，受到藏学界同行的热情关注，初版三千册很快售罄。我又得到去巴黎和伦敦两地图书馆调阅藏文原卷的机会，校正了若干由于转写和还原过程中的舛错，乃改订了原书，附上了原卷的照片，1992年重新出版了增订本，与《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二书一致，成为三本一套的吐蕃文献丛书。与此同时，我发表了《吐蕃文献学导论》一文，对古藏文的特点、文献情况等做了力所能及的较全面的介绍。
在此基础上，参照了国内外时贤的论点，我把藏语发展分为五个时期:：
一、上古时期，或称原始藏语时期。为公元6世纪以前藏语的统称，目前并无文献及实物资料可证，仅能从古代宗教本教（Bon）的传统、仪轨、咒词中，以及嘉戎、安多方言中发现若干古语古词。
二、中古时期，或称吐蕃时期。时间为公元7世纪至10世纪之间。因为有了文字，有若干著作和翻译作品可资印证。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和竹木简牍这三大类文献，再加上许多早期译出的佛典，可作为中古藏语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凭证。我曾集中搞过这方面的研究。
三、近古时期。吐蕃王朝崩溃，各地豪强势力割据称雄，同时教派林立，众说蜂起，各地方势力拥有自己的学者，或著书立说，或翻译佛经，或托古埋葬文献。因之语言中新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但旧有的古语古词的影响尚未泯灭，新旧并存，十分活泼清新，是这一时期语言的特点。
四、近代时期。13世纪以来，元王朝与西藏领袖人物合作，完成了西藏地方纳入祖国版图的重要步骤，以后的明清两代逐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政令统一，教派活动也逐渐规范，学者们写出大量著作。而且藏文《大藏经》的结集、雕版流通，都是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繁荣，戏剧、传记文学、历史和哲学乃至全集等一批语言大师的著作问世。
五、现代时期。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都卷入了时代的激流，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方也不例外。清王朝被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战火绵延，政治动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藏语文迅速地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报纸及其他各类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从电影和广播事业的发展更可看出语言的变化非常明显。新词术语大量增加，新的表现方法不断涌现，修辞更加讲究，文法更加严密和规范。
以上的语言历史分期是我个人构想的一个框架。而方言的歧异也往往就是历史的反映，我曾以一篇论文《藏语mig（目）字古读考》（1984年）来表明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我认为代表最古老藏语特点的是嘉戎方言，其次是安多方言，再次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尤其是拉萨话）是发展最快、距离古代藏语最远的方言，然而它正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潮流和方向。至于敦煌藏文写卷，则是记录最古老的藏语实况的资料，十分可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又写了《吐蕃文献学概述》一文，加以阐明。同时与陈践同志合作解读了大约50个藏文写卷，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吐蕃的兵制》《吐蕃的法制》和《吐蕃的官制》三篇论文。《吐蕃仪礼问答卷》和《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的解读和译文都曾引起了同仁的兴趣。后来，我们把这些资料结集为《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出版（1987年）。以上是我学习、研讨藏语文的简要回顾。
三
于道泉先生最服膺的人物是陈寅恪。而陈先生把以语文知识治史叫做“以汉还汉，以唐还唐”，或者叫做历史语言学派。这也是于先生经常给我们介绍的，他一直希望我们用藏语为工具来了解藏传佛教（他自己在30年代初就曾以《明成祖和宗喀巴来往书信译释》做出过范例），而佛教是藏族人民普遍信仰的宗教。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唐朝文成公主和尼婆罗赤尊公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先后把佛教信仰带进藏区，留下千古佳话。首先是赞普（藏王）和宫廷的后妃们信仰了佛教，又逐步推广到大臣和群众中去。我在贡噶上师处接受了文化教育，也接受了宗教教育，算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信士。贡噶上师选出噶举派最重要的上师米拉日巴（1040—1123）的传记让我们诵读学习。这一位苦行高士，以避世静修，遁迹山林，历尽磨炼，锐意于心性澄圆，证得菩提。他的故事令人感动。这一本传记虽然是噶举派的传人在公元15世纪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搜集编辑成书，但却非常动人，光汉文译本就有王沂暖、刘立千和张澄基氏三种，均发表问世。以王译最早，刘译较为详实，译注更为周密；张译本比较口语化，往往又以信仰者的态度作一些诠释，引人入胜，使我对藏传佛教有了一些基本概念。为了丰富藏文研究班的学术活动内容，组织开设专题讲座，我奉命去分别邀请周叔迦先生讲授“中国佛教的十宗”，法尊法师讲授“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和“西藏佛教的后弘期”（这两次演讲的记录稿都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高观如先生讲“佛教与中国文化”，喜饶嘉措大师讲“藏族的佛教信仰”，同时也请牙含章先生讲“无神论与宗教信仰——党的宗教政策”。这些讲座对我来说也是吸收营养的大好机会。特别是有两门课我承担辅导工作：其一是由张克强（建木）先生（1917—1989）主讲藏文本的名著《印度佛教史》（rgya-gar chos-byung），这是16、17世纪藏族学者多罗那它（1575—1634）的著作，被后人认为是补足印度佛教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的专门作品，早有俄文、德文、日文和英文译文，影响颇大。克强先生选择此书作为“藏文古典名著”这一课程的教材是独具匠心的。他在此书的汉译本出版的译者序言中说：
中央民族学院约我讲授一门有关佛教的课程，其目的是为加强听课者阅读藏文古典的能力。当时商定就以此书的藏文原本作课本，从1963年2月起讲了一年，全部讲完。在讲授时把打印出来的汉译文发给听讲者作为参考。
多氏史（即本书）有一项特殊的贡献，即提供了佛教晚期历史的一些资料，尤其是在玄奘、义净访印之后的人物、学说、教团、寺院、施主、教敌的一些情况，在其他资料中是最缺乏的。（见《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克强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我在“读后赘语”中也写了一段话，可以移在这里作为证明：
此书藏文原文朴素无华，平实清新，与当时藏族学者中间流行的奢靡浮艳的藻饰体大相径庭，而克强先生的汉译也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先生在佛学、梵文、藏文、训诂、词章等方面的造诣极深，融合藏梵，移铸汉语，三年之中，两轮到底。我当时承乏辅导，随堂听讲，如坐春风，收益极大。
如今，张克强先生逝世已经九年，音容笑貌时在眼前。1996年，在赵朴初会长的大力支持下，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张建木文集》。我在序言中感念：
伫立白塔之巅，俯览碧树黄甍，车流如川，往来不息，而在商潮冲荡、人文淡泊之际，张克强先生文选得以出版问世，岂不正是“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吗?
另一门课程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的历史著作《西藏王臣史》(Deb-ther dpyid-kyi rgyal-movi glud-byangs），是由东噶·洛桑赤列活佛主讲，我随堂作一些翻译和辅导工作。实际上，我是从头学起，跟着研究班同学一起通读了全书。因为作者喜欢用藻饰语词来表达思想，这本书非常难读，打个比方吧，好似京戏里，不说太阳落、月亮出，而歌唱吟弄“金乌坠、玉兔升”一样，你就得下工夫去学，太阳一词的藻饰体就有63个之多。幸亏东噶活佛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大家，他把这本书弄得烂熟，讲起来眉飞色舞，生动而富于情趣，我一边听课，一边做翻译和辅导，还把它译成汉文。后来，王森先生（1910—1981）在撰写《关于西藏佛教的十篇资料》（即后来正式出版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时嘱咐我把据《西藏王臣史》译出的《萨迦世系》和《帕珠世系》两章汉文稿，交他附在他大作之后，作为附录，得以印过若干册。我的全译稿上交给教研室负责人保管时，却在“文革”中遗失了。无论如何，这一本书的教学辅导也是极为难得的机遇，使我在藏文古典作品的学习上迈上了一个台阶。从那以后，我在阅读其他一些专著如《西藏王统记》《土观·宗派源流》《萨迦世系史》《红史》和《巴协》等书时，就比较轻松而愉快了。在此基础上，我曾写过两个中篇的文章《吐蕃佛教述略》《西藏佛教文化十讲》，先后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上发表，应该说都是在上述几位老师的帮助下，读书、思考的心得而已。现在，当我写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都已远去了。
四
1984年6月，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以国际研讨会的形式纪念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sama，1784—1842）这位欧洲藏学研究的先驱，我国也派人参加了。据说这位匈牙利（当时还属奥匈帝国的臣民）血统的哲学博士，1823年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学位后，为了寻访自己匈牙利民族的根，只身东行，长途跋涉到达印度境内的藏人居住区拉达克就停了下来，进入一座佛教寺庙，锐意潜修，学习藏语藏文，一住九年，真正过着禁欲的宗教徒苦修生活。当地藏人说他的生活是清茶糌杷，一盏酥灯，把全部精力用在研讨藏文、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上。1834年，他从寺庙出来，到了加尔各答，受雇于英国殖民政府——东印度公司图书馆，在这个野心勃勃的殖民公司支持下，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专著：《藏文英文字典》、英文的《藏文文法》和《藏文大藏经分析目录》。后来，乔玛又奉东印度公司派遣，前往拉萨，想进一步去敲开西藏的大门，不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边境上染热病去世，算是赍志以终，至今在他的墓地上还立有碑文。从此，这位行径古怪的学人就成为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藏学研究的引路人，他的三本书名副其实地成为藏学入门的津梁。匈牙利科学院设有“乔玛纪念奖学金”，鼓励青年学习藏学。自本世纪70年代起，并以“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形式每三年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固定在匈牙利举行，偶尔也在奥地利举行，因为奥匈原为一国嘛。1981年8月，我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这个研讨会。对我来说，固然是初次出国，这也是中国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学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当波音飞机展翅飞翔，在漆黑的夜空中离开祖国西行时，我心中是忐忑不安的，我们与西方世界隔绝已久，平常只听到一些不友好的消息和对立的报道，不知道在会议上会遇到什么情况，一切是那么难以捉摸。可是到了维也纳，出人意料，首先就受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也是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的斯坦克奈尔教授（Dr.E.Steinkellner）的热情接待。他亲自驾车到机场来接我，一见如故，十分和蔼可亲。他又指定助手莫哈博士（Dr.Much）专门负责安排照顾我的生活，无微不至。在会上见到了旅美的长者李方桂教授和夫人徐樱女士、张琨教授和夫人贝蒂·谢芙茨女士。李先生、张先生都是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老人，与于道泉先生同事，是我的师辈。他们二位十分关切国内藏学研究的发展情况，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当我发表论文时（我在会上提交了两篇论文，《藏语mig(目)古读考》和《宋少帝赵显遗事》），二位先生一再鼓励我。在发言当中，我离开手上的英文讲稿，用藏语向在座的藏族学者们致意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因为外国藏学界在当时很少有人能讲藏语口语的。二位先生十分高兴，会后对我说：“国内搞藏学研究有充分的条件，搞好口语训练非常好、非常正确”。从那以后，我又与二位先生多次相会，多次请教。如今李先生和夫人均已谢世，张先生和夫人也已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退隐，但他们亲切温婉的关怀一直留在记忆之中。在那次会议上还第一次见到旅居德国的藏族学者邦隆活佛和旅居法国的噶尔美博士，结下了友好的情谊，从那以后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来往，有时也会在会议上相遇。我去德国、法国访问、教学时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他们回国、返乡时也曾到北京访问。最令人难忘的是与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教授的相会。乌瑞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藏学家之一。他曾就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民族关系、考古以及在中亚史上的重要地位等发表过一百余篇重要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译成汉文发表过。他的文章一贯作风严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阿不谄，与西方某些学者借题发挥、恶意反华、煽动分裂者不同，备受同行称赞。当他1991年七十大寿时，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为他征集国际藏学界同仁著文出版了一部厚重的祝寿文集。可惜就在当年的7月17日，他却因病不治溘然去世了。我们在1981年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十分热情主动地和我结交，赠送我前两届会议的专集，并介绍匈牙利几位藏学学者与我认识，还把他已发表的论文抽印本约九十篇一整套全部赠送给我。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秋，我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是接了他的位置。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匈牙利的共产党人，他是怀着对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的感情来对待我的。可惜他身体一直不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受到疾病的折磨，十分痛苦。他直到去世，也未能实现到我国访问的愿望。这位才思敏捷、文笔清新、立论公平、通晓多种语言的藏学界朋友，这位禀赋甚高的国际友人，永远值得怀念。在这里把他夫人的来信转录于下，以寄哀思：
亲爱的王尧教授：
我以我的丈夫乌瑞教授的名义，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在为他庆贺七十寿辰的专集中拥有您的论文的这种荣誉。他非常喜欢这一专集，论文饶有兴味，且有高度价值。他正准备从中学习并逐一回函申谢，但是，他已没有时间去做了。所以，这里只能由我来表示简短的谢忱。
卡特琳娜·乌瑞·柯哈米
1991年7月18日于维也纳
谨以深切的悲痛通知同事和朋友们：
我的丈夫乌瑞教授（哲学博士）1991年7月17日在维也纳逝世。他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学术事业，直到最后的一息。
卡特琳娜·乌瑞·柯哈米
1991年7月18日于维也纳
在维也纳的会上还巧遇旧友，捷克（当时还叫捷克斯洛伐克）查尔斯布拉格大学东方学系的约瑟夫·高马士博士。在1956—1958年间，他在我们学院留学，随于道泉教授学习藏文和现代藏语，因而厮混得比较熟。他回国后发表了《德格印经院目录》《候鸟的故事》和《萨迦格言》的捷克文译本，还撰写过《白居易给吐蕃大相的四封信》等重要论文，名噪一时。并应邀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汉学研究院做过一年客座研究员，算是由我国培养的藏学新人。这次在维也纳相见，喜出望外，他首先关切地询问于老师的身体状况，教研室同事、朋友们的情况。记得在我们举国发疯，用土高炉大炼钢铁的时候，也让他去那个土炉上参加炼钢。他作为留学生，非常干脆而温婉地说，“这是什么钢？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我家三代炼钢工人，没见过这种东西。这是浪费！让于教授这样的专家在这里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这些诤友直言，当时谁愿意听?我们学院负责党务的院、系领导人不高兴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论调！”还让我们要注意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高马士先生也就颇不愉快地离开北京回国了。一别二十多年，再未见过面，这次见面，握手，拥抱，莞尔相视而笑，一切都不用说了，“人生一场戏，世界大舞台”啊!
会上又见到另一位“名人”，奥地利的汉尼斯·哈拉(Heinrich Harrer)。此公曾以《在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一书轰动一时，系二战期间纳粹余孽，逃亡西藏，巴结上察绒(tsha-rong)噶伦，亲近达赖喇嘛家属，于是出入“达拉”之府（Yab-gshi Stag-la）（十四世达赖的亲属府邸），成为一名洋人帮闲。帮闲自然有点帮闲的本事，声色犬马、斗鸡走狗，再加“照相机”、“瑞士表”一些洋玩意儿，把个十来岁的、正在成长的小达赖逗得不亦乐乎。他也得其所哉，在西藏混得蛮像回事儿。一混七年，这就是这位洋帮闲的本钱。临走时带走了西藏大批文物、唐卡和银币，在印度写出了那本迎合西方人士对西藏雪域的神秘而好奇心理的书，一时洛阳纸贵。好！这下子这名前纳粹帐前的走卒，居然摇身一变成为熟悉西藏统治阶级内部事务的专家、反华阵营的帮手。于是，他就更忙了，奔走于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韩德孙门下，在锡金、印度上蹿下跳，为西方阵营出谋划策，参与炮制了一系列反华反共，以阻挠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的种种阴谋（见于高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时事出版社1994年8月版）。这名帮闲，又成为十足的帮凶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一一失败了，他也就缩回维也纳，出售他从西藏弄回来的赃物，吃他的巧克力、黄油面包去了。本来他不是学术界中人，但这次也来参加这个藏学研讨会。他不提任何论文，又羞羞答答不愿面对人们的询问，只是打打招呼，就再也不见踪影了。算是我在这次会上开了眼，见到此公。用奥地利女藏学家奥尔夏克教授（Blanche c. Olschak）的话说：“那个老流氓! ”（那是1994年奥尔夏克与哈拉二人同时来中国旅游时，同住在友谊宾馆，约我前去晤谈时亲口对我说的话。——引者注）这里我还能对此公说什么呢？至于美国迪斯尼乐园老板用他的那本书改编成电影向全世界发行，也不过是“沉渣的泛起”罢了！话头还得拉回来，那次会议使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国际上有那么多人对西藏学有兴趣，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下决心要办一个刊物，专门刊登介绍国外藏学家论著的汉译文，这是参加国际藏学会后在思想上的一大收获。后来在几位青年同志带动下搞了起来，几经周折，试刊两期，适逢国内又搞“反精神污染”，像又是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洋人的文章，哪能不污染”，研究所里的某位领导人的高论，掷地有声，几乎把这个刊物扼杀在襁褓中。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刊物还是办妥手续，公开亮相了，叫做《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至今已出13辑，共约400万字，都是与通晓法文、英文、德文、日文、俄文的同志合作，由他们翻译出来，供搞藏学研究的同志们参考、借鉴的。还出过三种专辑（两本敦煌学专辑和一本语言学专辑）。据有关同志反映，确实对了解情况、沟通中外、交流学术起了一些作用。
1982年夏，我应邀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第三届国际藏学会。本来，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派了巴巴拉·阿齐兹博士(Dr.B.Aziz)来北京，约见于道泉教授、王辅仁同志和我。我陪她去见于老。于老从来不喜欢见外宾，尤其不在家中见客，这次是个例外。大概因为阿齐兹博士是阿拉伯血统（黎巴嫩裔），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的博士学位，专业是文化人类学，导师是海门多夫(C.Von Fürer-Haimendorf)。她跟于老谈伦敦、谈英国，谈到很多英国学术界的趣闻。于老非常高兴，破天荒安排饭菜在家中招待客人。阿齐兹博士非常佩服于老渊博的学识和地道伦敦口音的典雅英语，虽然他当时已经82岁高龄，但他思维敏捷，理路清楚，诙谐、幽默，十分风趣，对我国藏学界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娓娓而谈。阿齐兹博士再三敦请于老前往纽约参加会议，于老也微笑答应了，可是到临办手续前又决定不去了。阿齐兹博士在会上作了一个专题报告，“中国老一代藏学家于道泉、李安宅二教授的近况介绍”，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我在会上介绍我国藏区藏戏的发展现状时，还特别提到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以藏语演出的盛况（那是了不起的艺术精品，上海戏剧学院藏语班的同学集体努力完成这一划时代的演出），我断言：现代藏语可以表达世界上任何文学名著！与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这次会上我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两位藏学家:阿瑞斯·马可（Dr.Aris Marke）和克拉克（Dr.C.Clarke）。马可的太太就是缅甸著名的民主运动领袖昂山苏姬。1985年在慕尼黑的藏学会上见过她一面，纤弱文静，像个女大学生，看不出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领袖，大概由于她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女儿吧！昂山苏姬被软禁在仰光七八年了，1992年秋，我应邀在牛津大学访问时，阿瑞斯·马可请我到他家去看看，他带着两个男孩，住在牛津大学校园内，家中没有主妇，乱得可以，也是够惨的。克拉克娶了复旦大学毕业、在英国留学的王金钗女士，夫唱妇随，都有很理想的工作，而且极关心西藏农牧业的发展，常到西藏做田野调查，生龙活虎，想不到克拉克竟在1998年春季遽尔以脑瘤过世，令人扼腕。
1982年秋，我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教了一年书。作为客座教授直接去教外国学生，对自己也是锻炼。1983年春天，我去了巴黎，那是石泰安教授（Prof.R.A.Stein）的精心安排。当从维也纳直达巴黎的火车到站时，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许女士举着牌子来接站，旅馆、图书馆借书证、访问日程等都安排得停停当当！旅法藏族学者噶尔美博士（Dr.S.Karmay）在1981年维也纳的会议上已经结识。这次，我应邀来巴黎访问，又是石泰安教授（他的导师）的客人，噶尔美博士当然分外热情，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即由他陪同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去阅读敦煌写卷文书。科恩主任确实是难得的好人，悉心接待，不厌其烦，我一再调阅写卷，都如愿以偿，使我能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中，尽可能多地阅读到重要的藏文卷子，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包括的几个卷号都一一做过核对，纠正了我们原书中的若干错误，也补足了几处重大的阙文，使我心满意足。而后在海瑟·斯脱达（Heather Stodard）的陪同下游览了卢浮宫，一睹蒙娜丽莎的芳容。当然也忘不了去拜访周恩来总理当年留学巴黎时住过的旅馆，忘不了去凭吊一番巴黎公社社员墙遗址、协和广场和凯旋门。那时，马雍兄和陈高华兄也正在巴黎开会，他们二位听主人说我在巴黎，于是联袂到拉丁区的大学旅馆来找我。我们三人一道去香榭丽舍大街徜徉漫步，欣赏夜巴黎的景色。经过“红磨坊”夜总会门口，议论一番，一听说五百法郎一张门票，我们只好望而却步了。马雍兄在1985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爽朗的笑声、坚毅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前面提到的石泰安教授是法兰西学院汉学和藏学讲座教授，是继沙畹、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Maspero)、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以后的汉学藏学并举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他逃避希特勒纳粹党徒的迫害，从德国逃亡到巴黎，与于道泉先生结为密友，旨趣相投，共同的理想缔结了牢固的友谊。二战后，音讯隔绝了几十年，直到1980年，经由于道泉教授出面邀请，他才又一次来到他时时念想的中国，并且遍访了甘肃、四川等省。我曾陪他在北京参观、访问。大概是由此缘故吧，当他知道我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时，便应邀来到维也纳大学短期访问和作学术报告，这就又一次见了面。接着，我就自然地作为他的客人去巴黎了。离开巴黎，我又一鼓作气去了伦敦，主要还是为了调查收藏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和若干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管理这部分资料的哦开菲(Michael O'keefe)先生也颇合作，最为难得的是从他手中接过来托马斯（F.W.Thomas）教授的《关于西域的敦煌藏文文献》四卷本和瓦累布散(Vallée Paussin)编写的《斯坦因搜集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这是十分难得的工具书，已经很难买到。我本以为“踏破铁鞋无觅处”，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是海瑟·斯脱达女士的介绍信起了作用吧！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语言部担任主任的其美活佛盛情接待自不必说，还有中文部的吴方思（Wood Frances）女士的帮助。她来北京时，也访问过于老，我参加过接待。后来，我又两次（1992年，1995年）访问伦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0AS）阅读资料，又与上述二位时有过从。还有机会借阅了黎吉生（H.Richarson）和查尔斯·贝尔（Ch.Bell）等前殖民政府官员在西藏写的若干报告的手稿。当然也不会忘记到海格特公园墓地去瞻仰卡尔·马克思墓园，在他的半身塑像前献上一束小花。同时，回过头来，又在海格特访问一下于道泉先生旅英期间的故居。通过这次在巴黎、伦敦的访问，写了一篇《最近十年国外学者对敦煌藏文写卷研究的述评》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算是一个交代。1985、1986到1987年接连访问德国（当时叫做西德，或者正规地称为联邦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和临时首都波恩（我国台湾省的人却喜欢叫它“波昂”）开会、教书。旅德的藏族学者邦隆活佛，色拉寺出身，曾获拉然巴格西（头等格西）荣誉，又在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一直在巴州科学院亚洲研究所与于伯赫博士（Dr.H.Uebach）合作编写《藏德大词典》。他的本寺是云南中甸大寺，出生在昌都地区，学经、受教育在拉萨，纯粹是偶然的因素茫茫然地漂流到印度，然后又到了西德，经过一段艰难痛苦的文化“休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以《佛经律藏中的故事》一篇四百多页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一切都顺利了。他以一名流亡者、难民的身份越过了社会等级，跨进了西方的学术圈子，得到应有的尊严和荣誉。他几次回国、回到故乡、回到云南中甸，所见所闻，觉得宽慰，特别是昌都军分区解放军医院为他的老母亲医好了白内障，使老人能重见光明，真让他万分感激，见面时一个劲儿地说“解放军真好！”大大地缩短了存在已久的与当地政府的疏离感，转而变成非常亲切的朋友。在波恩大学中亚学系工作的扎雅活佛（昌都管觉人）、普康活佛（山南琼结人）和白马才仁喇嘛（四川白玉人），他们三位分别从事“现代藏语”、“佛教文化艺术”和“宁玛派经典”的研究和教学，都已入了德籍，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生活都很不错，因而都能以正常的心态看待西藏的变革，对发展的前景也抱有希望。特别是白马才仁喇嘛，1986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亲眼见到家乡的巨变，兴奋不已，拍摄了大批照片。当时，正逢第十世班禅大师在四川考察，还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他更感到无比光荣。回到波恩，连续几天，用“故乡见闻录”的名义，在系里集会上放映幻灯，边放映边解说，极为生动活泼。其中，幻灯上出现了他的妹妹和弟弟等家中老小的镜头，他解释说:他们都成了共产党的人了（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如今，都是很有体面的人，家里生活过得很好……他的行动颇让某些搞分裂活动的藏人不高兴，扬言说:“白马才仁被共产党收买了! ”后来引发了他跟达赖喇嘛之间的一场文字辩论。看来，“事实胜于雄辩”，“日久见人心”。
1985年第四届国际藏学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1989年第五届国际藏学会在日本东京召开。1992年第六届国际藏学会在挪威奥斯陆—法根尼斯召开，与上几届不同，我国派出了25人参加，再加上台湾来了6人，实际上，有31位中国人参加，队伍可谓大矣！这反映了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队伍的壮大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1995年6月的第七届国际藏学会在奥地利格拉茨举行时，我国有26位代表参加。1998年7月第八届国际藏学会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布鲁明顿校区举行时，我国又派出了28位代表参加，仅西藏自治区就有西藏社科院和西藏大学的人员10人。实际上，我国藏学研究的进展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了。我们以充分的信心迎接21世纪的藏学热或藏学研究高潮的到来。
（原载《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