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3月30日是平措汪杰同志逝世一周年，回忆他为民族工作无私奋斗的一生，无不令人敬仰。

　　“平生风义兼师友”。葛然朗巴·平措汪杰(以下简称平汪)是自20世纪三十年代末藏区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共巴塘地下党的创始人、著名的革命家、哲学家、民族问题理论家、全国人大民委顾问、全国人大民委原副主任委员。平汪于藏历绕迥木马年一月三十日（公元2014年3月30日）在首都北京逝世，享年93岁。平措汪杰逝世后，党和人民给了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藏族人民的好儿子”的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赵乐际，以及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乔石、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等百余位中央及省部领导同志，都给平措汪杰同志送了挽联和花圈。特别是平汪最敬重领导和师友、中国民族宗教工作的前辈仲勋老的夫人齐心同志也送了挽联和花圈。

　　二

　　平汪于藏历十五绕迥金鸡年十月，公元1921年12月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13岁时，他随舅舅去南京后，就读于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院附属蒙藏学校，在此期间结识了进步师生，并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平汪与同学根秋扎西、昂旺格桑、西绕、马甲邓珠等人，因在蒙藏学校秘密建立“藏族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和组织学潮运动，受到身兼校长的蒋介石训斥并被校方开除。1940年12月，平汪同志等人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叶剑英同志的接见，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活动，表示想去革命圣地延安。叶剑英同志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边区，延安难以到达，还是回藏区开展革命工作。最后一次会见时，叶剑英同志给平汪等人发了革命活动经费。此后，他在四川藏区及拉萨等地先后建立了“星火社”、“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等进步组织。在康区开展革命活动中，冒着极大的危险，陆续在藏区秘密运进大量马列、毛泽东、朱德的军事著作及其他进步书刊，先后在康定、德格、巴塘、昌都、拉萨、德钦等地播下革命的种子。

　　1946年，平汪同志与恭布次仁（海正涛，德钦县上层人士）等多名藏族进步青年在云南德钦县准备武装起义，此举因被暴露而失败，恭布次仁牺牲，平汪脱险后再到拉萨以教师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被西藏噶厦政府驱逐，经印度返回云南时与滇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在家乡组建“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巴塘地下党）”，担任书记，并创建了由他担任总书记的党的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在巴塘及周边先后培养发展了46名党员和近千名盟员。我是在1949年9月经平汪同志介绍参加“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的，并于同年11月加入“巴塘地下党”。在平汪的领导下，“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着手建立与滇西北背靠背的康区革命根据地。

　　在巴塘，平汪带领藏族进步青年创办了“新文化之家”等群众组织，并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把藏在他家地下室多年的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搬出来供群众阅读，其中不少是上世纪40年代初从重庆秘密运来的，一直就埋藏在他们家的菜园子里。他们还在“新文化之家”的阅览室里贴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

　　平汪还是第一个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翻译成藏语的人，使之在藏族青年中得以传唱；这近千名具有马列主义思想基础的藏族进步青年，组成了当时雪域高原唯一的革命队伍，为解放前藏族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和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1949年10月初，“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巴塘地下党”书记兼“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总书记平措汪杰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合影留念时，他们在尚待解放的雪域藏区打出了第一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下旬，“巴塘地下党”由地下转为公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为迎接藏区的解放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三

　　1950年1月，平汪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电召平汪赴重庆与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等见面，汇报了中共巴塘地下党工作，商讨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平汪遂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昌都分工委副书记、18军民运部部长，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等职。同年10月，平汪代表康区革命力量成为康定军管会16个委员之一。

　　1950年11月昌都解放后，平汪任中共西藏工委会昌都分工委会副书记。国务院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做在昌都以阿沛为首的近40位贵族官员的争取工作，使他们了解国内外的基本趋势以及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1951年5月，中央决定李维汉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开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平汪被周恩来总理指定为列席代表，并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那期间，他白天要参加谈判，晚上既要同中央代表和有关领导一起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又要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交谈、协商，进行说服和解释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中央代表团有很深的误会和隔阂，双方虽然各自有专职翻译（西藏地方政府翻译是平措扎西，中央人民政府翻译是彭哲），但考虑到工作的需要，身为列席代表的平汪同志受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同志的特别委派，又兼任了和谈全过程的政治翻译，并做各种名词术语的解释工作，包括参与“协议”藏文的翻译工作，为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晚，为庆祝和谈成功而举行的酒会上，李维汉同志举杯祝酒说：“今天第一杯酒要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成功立了大功。”在那次宴会上，平汪同志有幸被特意安排与毛主席、李维汉等同桌，平汪同志借此难得的机会，代表解放前在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藏族共产党员向毛主席敬了酒，毛主席微笑着站起身来说：“你们长期为藏族解放事业而奔波，辛苦了。”这鼓舞人心的话语和幸福的场景令平汪同志铭记不忘。

　　平汪后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特意送给他一本《实践论》，还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亲笔签上“平措汪杰同志毛泽东”的字迹。这份最珍贵的纪念品，随平汪历经磨难，一直珍藏。

　  和平协议签订后，中央决定由平汪陪同阿沛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返藏，在重庆受到邓小平等西南领导和数十万群众夹道鸣炮欢迎。平汪向邓小平等领导汇报了有关和谈情况和“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具体经过。经西康回到昌都时，又受到18军张国华等军首长的热烈欢迎。不久，部队组成先遣队，成立了以西藏工委委员王其梅为首，西藏工委委员平汪及林亮、徐淡庐、陈竟波的五人党委会，与阿沛等西藏代表团一起出发开赴拉萨。

　　进藏后，平汪担任由西南、西北方面合并后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唯一藏族委员。除参加工委会外，他还经常陪同张经武和张国华参加与达赖嗽嘛、“司曹”及西藏主要官员交谈等重要活动。除外，平汪时任集中了拉萨主要的上层知识分子的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主任，筹建拉萨市小学并任副董事长，成立西藏对外贸易公司，主办藏族干部培训班，筹办西藏妇女联合会，筹建了稳定市场和粮价的拉萨粮行，与阿沛同任副董事长。

　　1953年，中央调平汪到北京工作，同年他被选为第二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54年9月，作为西康省代表，平汪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上半年，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派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平汪被调去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跟随陈毅到拉萨，不久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调回西藏，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并兼任筹委会各处室联合的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政协筹备处负责人。

　　平汪在新中国建国前培养和发展的中共巴塘地下党员和东藏民青盟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藏区的新生力量。数以百计与我一道成长起来的很多人，先后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建设新西藏的各项事业，担任了县、州、省（自治区）部级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

　　平汪同志作为当年西藏工委11名成员中的唯一的藏族干部，在西藏工委与达赖喇嘛、噶厦政府、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党在藏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1960年，平汪同志蒙冤入狱，被单独囚禁18年。在北京秦城监狱，平汪排除一切干扰，将所能借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毛主席、刘少奇的著作，通读了几遍。一本《矛盾论》，至少看了五十遍以上，并同马、恩的有关论述、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著作对照来学习、思考。虽然平汪同志受尽了难以言状的牢狱之苦，但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坚韧顽强的意志坚持学习，在没有纸和笔情况下，他把学习心得打成腹稿。

　　1978年，平汪获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1980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大会主席台上，令他没有想到，相隔二十多年后，小平同志竟然还认出了他，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吃大苦头了……你的冤案是完全搞错了。”当时站在一旁的耀邦同志说：“这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了!”

　　恢复工作后，除了日常公务，平汪同志还潜心从事哲学研究，撰写了8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研究专著《辩证法新探》。1990年11月，中国马哲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平措汪杰《辩证法新探》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彭冲、阿沛·阿旺晋美、胡绳等出席座谈会。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宋任穷同志在座谈会上说，“平措汪杰同志是我国藏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藏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为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与会的哲学界专家学者对平汪的《辩证法新探》给予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纂《思辩之花》前言中，称赞此书“在我国理论界和各族人民中引起重大反响”。

　　除《辩证法新探》外，平汪还著有《自然辩证法新探》、《月球存有液态》、《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反思》、《辩证法新探及其他》和尚未出版的自传《回忆与新探》等，为各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平汪自青年时期起就追随和信仰共产主义，在藏区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主张。中央领导称他是藏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继前辈藏族红军长征革命家之后杰出的早期共产党人，是中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唯一在藏区创建地下党组织的老一辈藏族革命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解放西藏，在藏区建立政权，确立执政领导地位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平汪同志是我的师长，也是知心朋友，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回想平汪同志对我终身难忘的一件记忆: 1949年10月(我已经参加革命)，我母亲念子心切，她随义敦县政府一位官员来巴塘，看望我这个只身一人在巴塘作制革学徒的儿子。不幸遭巴塘一恶霸埋伏在大朔山旁，打死官员和我母亲。我得知后，极为悲痛。我在巴塘孑然一身，也不知如何处理母亲后事。我怀着悲痛去地下党领导人平汪家里，向他诉说母亲遇害，我无力处理善后，请求组织帮助。平汪亲切地对我说“你母亲遇害，希你节哀。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大母亲没有死，她永远不会死，她会关照你的，这个大母亲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我们也会尽可能帮助你的。”我听了他这番话，顿觉减轻了悲痛，精神振作多了，心胸开阔多了，冥冥中真感到有“大母亲”关照了。地下党就是大母亲。第二天，平汪同志派他的二弟图旺给我送来藏洋25元(当时足可买3斗粮食)，解决了我的困难。这个“大母亲”就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她教育培养了我一生，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有用人才，为人民服务终身。

　　平汪同志经历了蒙冤入狱18年，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后，1978年中央给他平了反。在之后直至临终的30多年中，我和他经常联系，乐以藏区，忧以藏区，贯彻中央精神，交流藏区工作，研讨一些问题，从不同角度向中央和省、区提出多次意见和建议。在这几十年的接触中，我受到了他的教益和感染。他那种对革命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终身刻苦学习，善于思考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及他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尤其是他一生中遭受到极大的磨难和一些人的诽谤、中伤，却始终能以博大的胸怀坦然面对。

　　平汪在全国人大民委工作期间，积极为进一步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向党中央献计献策，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制定工作中，深刻领会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精神实质，提出多条建设性修改意见和立法建议，特别是针对我国新型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这一辩证统一的法律表述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成果。种种的大气磅礴，为人民利益敢于责任担当的精神，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平汪的人格魅力是多方面的，逝者如斯，哲人其萎，他的精神和智慧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平汪同志的去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藏民族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魄力惊天、德高望重、两袖清风的杰出领导人。平汪同志把“中国梦”的未竟事业留给了后代。雪域高原的夜空，嵌入了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

    五

　　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向平汪同志遗体的送别。全国人大办公厅离退休干部局平措汪杰同志治丧小组办公室于2014年4月15日发出讣告，定于4月25日上午9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平措汪杰同志遗体送别。我接到讣告后，感到极为悲痛，除了及时向全国人大治丧小组发出唁电外，我们全家还去了北京，参加了平措汪杰同志的遗体告别。治丧办公室给我们发了《葛然朗巴·平措汪杰同志生平》，《生平》全面介绍平汪同志的经历和辉煌业绩、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中央领导对平汪同志的评价和对遗体告别仪式的重视，是对平汪同志一生全面、综合地客观肯定，也是对他的亲人、战友、广大藏族干部和群众一种巨大的安慰和鼓舞，使大家更加热爱党和国家。中央的肯定横扫了过去不怀好心的一些人对他制造和散布的污蔑不实之词，使逝者安息，生者放心。我们多年的盼望，终于梦想成真。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真正感受到我们的“大母亲”一直在关怀着我们。遗体告别仪式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真正对党和民族事业做过有益事情的人，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纪念平汪同志逝世一周年为契机，向社会广泛宣传报道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放大正能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干部政策，促进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西藏和谈成功后的宴会上，平汪同志（右三）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会见西藏人大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左）和原西康省代表平措汪杰同志（中）。齐观山摄影

作者杨岭多吉及夫人、子女专程赶到北京参加平汪同志的遗体告别，并向平汪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图中左二是三子平阳、左一是孙女梅朵。

    （本文作者杨岭多吉为原四川省副省长，西藏区党委原常务书记、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原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原副主席（正省级）、四川省藏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