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7日，“韩红美丽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启动。这是华人娱乐圈在2012年的第一场盛会，也是一场直接与慈善挂钩的演唱会。韩红承诺，在扣除成本后，全部票款收入将捐给慈善事业。对她而言，这是在最好的年龄里，为心中的“大爱”唱一场最有意义的歌。
2011年岁末，是韩红(微博)最忙碌的日子。再过几天，2012年1月7日，“韩红美丽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启动。这是华人娱乐圈在2012年的第一场盛会，也是一场直接与慈善挂钩的演唱会。韩红承诺，在扣除成本后，全部票款收入将捐给慈善事业。对她而言，这是在最好的年龄里，为心中的“大爱”唱一场最有意义的歌。
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跟韩红联系时，她也正为这两件事忙碌奔走：不是在北京、香港等地筹备演唱会，就是在西藏、新疆等地做公益慈善活动。几经周折，我们才约定见面的时间。
见面之前，记者对韩红的真性情早就有所耳闻——直率、敢言，对喜欢的人，会毫无顾忌地抱着哭；对看不惯的事，则会不留情面地批驳。即便如此，当记者看到韩红完全素颜地出现时，还是愣住了：面对摄影记者的拍摄，她毫不修饰。此时，记者心里涌起一个更大的期待，希望她的“敢言”能在这次访谈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谈娱乐圈：“它很假，但我在其中寻找金子”
刚入座，韩红第一句话就是：“我很不愿意再讲自己过去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和一些事。因为，第一，你现在是一个富有者，有了这么多，就别老说自己不富有的那些过去，挺矫情的。第二，以前靠宣传好人好事让大家获得希望与动力，但现在的年轻人，‘80后’、‘90后’不迷信宣传，他们要自己去感受、去判断一个事情是好是坏，一个人值不值得喜欢。”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才提到“80后”、“90后”，而您属于标准的“70后”。您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人的特点？
韩红：我不轻易接受访谈，就是因为被问到的问题实在不想回答。但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有想法，不愧是《环球人物》记者。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是这样的，咱们别老弄那种问题，“她拿着什么包，吃了什么饭，开着什么车，收了多少钱，跟谁在一起”。成天想这些，活得太卑微了。
回到你的问题，“70后”这一批人，到今天看来，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对精神富足的需求也更强烈一些。相比之下，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过于年少轻狂，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都敢招呼；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都还不确定，常对自己产生怀疑，自立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到了50多岁，又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而40岁，不温不火，正处于非常好的秋天的年纪，收获的季节。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年龄。
环球人物杂志：您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是“70后”吗？
韩红：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因为觉得娱乐圈很假？
韩红：(笑)你不觉得吗？娱乐圈就是这样，当你的实力还没有得到认可时，你实际上只是一个行走者，行走在专业和非专业的边缘。我最初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一度觉得这里很好，彼此之间特别祥和、特别真诚，但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慢慢知道，更多的是在背后使刀子、下绊。我现在看得特别明白，这个圈子里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今天我有个什么演出，你来捧个场，下次你有事我也会露面。这些事情，其实特别空洞，也特别浅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称您是“娱乐圈的人”，您会觉得反感吗？
韩红：不反感，我享受着这个圈子给我的财富。
环球人物杂志：这不是矛盾吗？既享受它又憎恨它假？
韩红：这个圈子是很假，但大浪淘沙，我们不能因为浪里有沙子，甚至大部分都是沙子，就放弃对金子的挖掘和寻找。我所指的财富，其一是对成长上的帮助，因为身在这个圈子，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能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将沙子淘掉，留下金子；其二，因为我是娱乐圈的人，所以我挣的钱比别人的多，有了这些钱我才能像今天这样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用金钱服务我自己的心灵。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样的人是娱乐圈的金子、是你愿意交的？什么样的人又是你不愿意交的？有标准吗？
韩红：孙楠就是我愿意交的。第一，讲情义、有义气；第二，不做作、我行我素。他是个真汉子。前不久我去西藏做慈善找明星义演，邀请了他。其实他超忙，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推辞，但他从澳门飞香港，再飞北京，再飞成都，再到昌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还有黄磊。我和黄磊是神交的朋友，我喜欢给他写信，他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时，我们就曾书信来往。他家的狗叫乖乖，是一只小土狗。2008年，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在院子里玩，刚撒开手让多多自己往前走，院里一只猎犬就直扑多多，乖乖马上挡在多多前面。黄磊趁机一把抱起多多，再一看，猎犬已经把乖乖撕烂了。乖乖为救多多死了，那些天黄磊天天哭，直到现在，他微博的头像还是乖乖的照片。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讲情义的人。
所以不管什么性格，是动是静，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情义”二字。
谈唱歌：“别的事情想太多，歌就离你远了”
大多数歌手，对自己的嗓子都格外宝贝，韩红却不，除了不抽烟，酒和辣椒她从不回避。她的嗓子并没有因此“闹脾气”，反而保持着一贯的透亮和高亢。从1998年第一张专辑面世至今，整整13年，韩红一共只发了6张专辑，和大部分歌手相比，数量不多，却扎扎实实在中国乐坛站住了脚。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唱到什么时候？
韩红：不知道，嗓子唱不动了就不唱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什么歌是好歌？
韩红：好听的歌呗。我比较看重歌曲的旋律，不太看重包装。我觉得，艺术的东西应该源于本真，不造作、不浮躁，没必要用华丽的辞藻、外表来堆砌。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上一张专辑《听我的声音》中，与迈克尔·杰克逊的吉他手等美国顶级音乐人合作，有何感触？
韩红：那张专辑做了整整5年，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在制作过程中经常为一些理念和细节争得不可开交，吵了不知多少次，翻译夹在中间都快受不了了。我花了140多万元，就是想死磕，做一张好的专辑。结果，20多首歌里废了好多首，美国的一些音乐，中国人还是接受不来。最后收进专辑的，我觉得还算是中国人能接受的，但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死了”。可美国人听了，都很惊讶，“东方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音色，他们的声音构造不应该是这样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音乐要想得到国际认可，是应该更多地保持民族特色，还是跟国际接轨？
韩红：在我看来，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比如民乐、歌剧，都还是有希望的。在世界歌剧舞台上，我们的女高音张丽萍、迪里拜尔都享有盛名。但流行音乐很难在国际上有什么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甲壳虫乐队走红的时候，中国大陆根本不知道流行音乐为何物，整整晚发展了四五十年。香港流行音乐好一点，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搭错车》那一阵也还不错。但现在基本都是口水歌。
环球人物杂志：口水歌泛滥，是不是因为音乐人心态浮躁了？
韩红：都做生意当老板了，还做什么音乐啊。
环球人物杂志：听您聊中国的流行音乐，前景堪忧呐。
韩红：(冷笑)这不是有选秀撑着嘛？！
环球人物杂志：但选秀毕竟太急功近利了。
韩红：不仅仅是流行音乐，我们社会的现状，什么不急功近利？整个社会都是浮在上面的，没有沉淀下来。我觉得，经济发展起来后，步子迈大了，社会其他环节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认为，整个社会现在最该做的就是调整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的价值观是什么？
韩红：我的价值观就是，做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在有生之年帮助更多的人。明星这个身份太过光鲜，我撑不住。我在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别给我那么多的光环。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我是一个音乐新人，您会给我哪些建议？
韩红：唱歌让你快乐吧？那你就好好唱，其他的事都别想。想多了，歌就离你远了，唱不好了。真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别的事情不能想太多。
谈社会责任：“我脑子里特别干净地装着两件事”
韩红爱玩微博，在微博上，她叫“西藏昌都人韩红”。2011年12月29日晚，她一边看《金陵十三钗》，一边愤怒地发微博：“日本人，钓鱼岛你们别想碰！永远别想！我发誓从现在起不再用你们的产品！”立刻引起网友转发热议。
采访中，韩红说，“我在微博上说了很多别人不敢说的话，你想不想听听？”她拿出手机，打开微博，给记者念起来。比如，她读完刘兴雨的《追问历史》后连发3条感慨：“中国之所以是大国而非强国，以我看就输在‘不认真’三字上！敷衍的态度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这何尝不是中国的悲哀……”
环球人物杂志：您经常敢“碰撞”一些社会话题。
韩红：都是讲些实话而已。我们本来也不是强国，只是大国。对强国的要求不仅仅是GDP总量大，还要有很多东西，比如，要让大家过上相差不多的生活，贫富差距不要太大。
环球人物杂志：前阵子，您老师李双江，他儿子打人事件，您怎么看？
韩红：打人当然不对。但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体现了中国法律不甚成熟的一面。李双江老师的儿子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收容教养1年。这个决定实际上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引导。他毕竟只有15岁，按照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要领回家由家庭教育、管理，尽量减少收容管教。但舆论一折腾、微博一闹腾、大家一说闲话，好像就必须从严处理了。这是不是说，法律的标准，可以随着民意或舆论而改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微博上有一种情绪，一谈到这些社会问题，很多人就说干脆移民算了。您想过移民吗？
韩红：我绝对不会更改我的国籍，这里有我的根，我死也要死在这里。但我会到国外去学很多东西，然后带回来。还有一点，即便现在有一些社会问题，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必须要承受，要做出一些牺牲，那又有什么可怕的？成为社会前进的一个铺路石，又怎么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进步，很多情况会得到改观。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话到了微博上，会不会有人说您是在自我炒作？
韩红：我脑子里没脏东西，所以不怕别人怎么看。一个人内心是不是豁达、宽阔、平静，你和她接触下来就能感受到。我不喜欢装，是怎样就是怎样，比如我觉得我写作的能力胜过我的外语，我唱歌的能力胜过很多人，我就会这样告诉你。
我脑子里现在特别干净地装着两件事：第一，我要怎样尽到我的社会责任，把我的影响力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带动社会上更多人承担社会责任；第二，我是个天才歌手，我还要把我的声音献给更多热爱音乐的人。
“我更愿做慈善者，而不是歌手”
韩红的助手小戴有一张她的时间表，“50%用于慈善，30%用于团里的工作，剩下的一小块时间才是各种演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韩红的3次接触，就有两次在慈善活动现场。“过去两个月，她几乎没怎么闲着，但商演只有一两次。并不是不在意商演，而是时间有限，慈善比商演更重要。她对我说过，‘从做(慈善)的那一天开始，就要把它做到老。’”小戴说。
问韩红为什么选择慈善，她很动情：“我只是芸芸众生里最普通的一个，一名歌者，一棵小草，一粒尘埃，在这个繁杂的世界蹒跚前行，遇到很多善者，很多好人，于是告诉自己，有生之年要做善良之人，发愿用更多的善良回馈人间，随喜平安。”
“欢迎我们的女儿韩红回家”
2011年重阳节期间，韩红约记者到北京市蓟门桥会面，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一到蓟门桥，老远就看到两辆大巴，车身上除了韩红的黑白素描头像和“韩红爱心”的徽标，还有“暖秋重阳、公益行动”8个醒目的大字。车旁，80名年轻人，穿着蓝白相间的统一运动服。他们是韩红召集来的志愿者和医生。一个多月前，韩红“爱心西藏行”的车队还行驶在林芝至拉萨的途中时，她就通过车台发出号召：“重阳节，跟我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吧！”人们纷纷响应，短短半小时就认捐近30万元，还落实了空军总医院、浙江省第二医院等4支义诊队伍。
两辆大巴行驶一个多小时，抵达距北京市区60多公里的房山区琉璃河老年公寓。近百位老人，早早牵起“欢迎我们的女儿韩红回家”的横幅，像普天下等孩子的父母一样，翘首张望。一下车，韩红和志愿者赶紧整理捐赠物品：床单、被套、棉背心、羽绒服、烤面包机、空调、洗衣机、液晶电视……还有一台面包车。东西堆满了院子里的空地。接着，她又张罗着安排老人们排队接受义诊医生的检查。
85岁的窦瑞英老太太和老伴在老年公寓生活了8年，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老太太自己视网膜脱落，右眼完全看不见，左眼看东西也很模糊。眼科医生告诉她，得去大医院治疗，不然就彻底失明了。窦老太太一寻思：“我们这儿最近的医院有20公里，算了，这么大年纪不治了。”在院里另一头忙碌的韩红，一听说这事，便嚷了起来：“老人在哪儿？绝不能放弃，我来安排。”她找到老人，10分钟就敲定了去大医院检查的车辆和陪同人员，然后紧紧搂住老人的肩膀：“您就踏踏实实看病，一切费用我来负担。”前一秒还平静面对失明危险的老人，这一秒泪如雨下：“其实，眼睛不好我心里可着急了，吃饭时连菜都看不见，还要问别人，都不知哭了多少次了，我都没心气儿活下去了。”
106岁的“镇院之宝”张玉梅一直受到韩红的格外关注。韩红给她喂饺子，是一个个夹开了，吹散热气，送到老人嘴里。老人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抱拳作揖：“你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呀。”告别时，老人颤巍巍搂住韩红的脖子，费劲地仰起头，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韩红连忙背过身，躲开媒体的镜头，脸上已经满是泪水：“她把我亲难受了。”说完又转身，俯在老人耳边：“奶奶，我走了，明年再来看您！”可老人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半晌才摇摇头：“我听不见呀。”韩红心里一沉，马上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布置任务”：“配助听器，钱我们出。”
第二天，韩红又静悄悄地赶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刚刚接受完手术的14岁藏族孤儿卓嘎。一个多月前，“爱心西藏行”的车队在西藏义诊，昌都地区俄洛镇的小卓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韩红当时就表示，一定要把小卓嘎带到北京。她承担了小卓嘎及其叔叔、藏语翻译3人的机票费用，空军总医院减免了小卓嘎2万余元手术费。我们去的时候，小卓嘎做完了手术，已能下床行走，韩红高兴地和主治医生商量：“别那么着急让她回去。一来，让身体再恢复得彻底一点；二来，来北京对她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想找时间带她去看看天安门。”那天夜里回到家，韩红更新了自己的微博：“今天，我们又一次完成了诺言！”
过了几天，小卓嘎可以出院回西藏了。临走前，忙得一塌糊涂的韩红安排工作人员带她去了天安门。又过两个月后，窦瑞英老太太的眼睛也动完手术，重见光明了。
漫漫8年慈善路
韩红和慈善的结缘，始于2003年4月，韩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优秀年轻人的代表，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世界妇女领导峰会。预留给她的发言时间只有1分50秒，她只好简单介绍了家乡西藏的教育情况和藏族文化的发展，然后即兴唱了一首山歌。或许被她的歌声打动，散会后，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领导纷纷拨款给西藏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会。
韩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她参加了救助失聪儿童的募款活动，随“希望工程”工作组一起，赴山西偏远山区为失学儿童募捐；2005年，她到香港参加海啸赈灾义演，并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10万元；2007年，她参加“为残奥会助威”、“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加油”的活动，联合爱心企业捐款20万元，又向贫困地区捐赠100口“母亲水窖”；2008年，她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将30万元个人收入捐给新疆、内蒙古、西藏的3所少数民族孤儿学校。
2008年汶川大地震，韩红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和身边几个人商量：“咱一定得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既然要做，怎样才能正规一点、影响力大一点？不如就叫‘韩红爱心救援行动’。”5月14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她发起“韩红爱心救援行动”，通过广播节目，召集在京藏族人士和社会各界为灾区捐款。短短3天，就募集到275万元现金和价值500余万元的物资。
5月17日，韩红和另外4名志愿者——现任“韩红爱心救援团队”队长的李健、导演王小川、私人助理小白和一名律师——带着筹措的物资，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赶到四川龙居小学。当时，还有67个孩子埋在废墟下，她和四川武警指挥学院的学员一起用手挖走瓦砾，寻找孩子遗体。在韩红的手机上，记者看到一张那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斜卧在帐篷中，脸色很差，左手因为清理瓦砾肿了起来，无法平放，只能无力地举着。
5月22日返京后，韩红马不停蹄地继续为灾区筹措救援物资。她答应过幸存的孩子们，一个月内再回龙居看他们。儿童节那天，她信守诺言，带着救援物资重返龙居。“今天，我个人捐赠330万元，其中300万元是建学校的，将来一定让你们在坚固的房子里读书。”现在，新的龙居中心小学已经竣工了。
那之后，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几乎每次大的灾害发生后，韩红总会带着她的“爱心救援团队”跑到现场，不止一次面临过生死考验。2010年11月28日，为了赶赴舟曲慰问，韩红和“爱心救援团队”的伙伴们凌晨4点多就从兰州摸黑上路。刚开了两个多小时，其中3辆车就因为天黑、路况复杂而发生事故，韩红乘坐的吉普车侧翻3圈，落在山下的菜地里。同车的4人被突如其来的事故吓蒙了，被压在最下面的韩红，镇定地让大家不要慌张，自己解开安全带后，又指挥其他人打开车顶天窗。爬出来一看，四周一片荒凉，附近不可能有医院，大家简单处理后就再次上路。
“谁有我捐得狠？”
如今，韩红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一名“慈善志愿者”，而不是歌手。“我觉得自己是慈善领域的一个摸索者，也愿意当一块基石。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慈善还很不健全，才让很多人对‘慈善’二字充满了不信任，才有了‘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
韩红探索的是一种“笨办法”。韩红的助手小戴告诉记者，他们一直习惯用“一把一结”的方式：“针对一件事情，我们筹到多少钱，买了多少物资，带过去分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就完了。而一旦牵涉到基金，别人就需要将钱汇到你的账户，大家都挺忌讳的。”
捐款人这种“忌讳”，在慈善丑闻不断的2011年，表现得格外明显。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韩红在微博上号召捐款。鼎盛教育集团董事长刘宏冰留言问：“你真是韩红吗？如果真是，我立刻捐钱。”韩红马上拨通刘宏冰的电话，对方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放心了：“啥都别说了，我信得过你。”刘宏冰捐了10万元。再加上其他人的捐款，韩红一共收到了20万元。她将这些现金按5000元一份，分成35个信封，再用剩下的2.5万元购置了一些洗漱用品和急救药品。韩红说：“我把信封一个个码在桌上，让所有人都能看见，我就这么亲手发，灾区老百姓挨个领，中间不经过任何人。你们谁黑我钱我看看？别来这套！”
现在，“韩红爱心救援团队”的志愿者人数，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100余人，整个团队的经验、凝聚力、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记者参加了一次“韩红爱心救援团队”的大聚会。企业家、知名媒体人、大编剧、大导演、白领、医生、司机……各行各业的人因为“韩红”这个名字走到一起，不再有明星、不再有领导，只有志同道合的哥们儿。“韩红爱心”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很多人也建议韩红，“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更专业一点”？韩红左思右想，恐怕将来还是得往专业的慈善基金方向发展，她想先多方了解，看能不能申请一个独立的基金，能不能有什么办法确保公开透明。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韩红，为什么会选择做慈善。韩红说，9年前，她就已经很红了，环顾四周，同行们都在忙着商业演出、充实腰包，“这不是我想要的。”她说她这辈子，受奶奶的影响太深，要做个好人，对社会有用，不能仅仅是唱歌、挣钱。2005年，奶奶临终前还对她说了一句话：“你要救苦救民。”她太爱奶奶了，对天下老人孩子的爱，就是延续对奶奶的孝。“我常说自己是个高消费者。高在哪儿？高在我一捐就是几百万，谁有我捐得狠？但我开心，我这是在服务自己的心灵。”
藏族有一句谚语：上好的人利众生，中好的人利一方，次好的人利一家。韩红和她的“爱心救援团队”，所能“利”的，至少也是千家万户。
藏家女儿，修成音乐“天路”
“唵嘛呢嘛呢叭咪吽……”每次韩红演唱代表作《家乡》的时候，这一段总能引起全场大合唱。这句来源于藏传佛教密宗的祈福语，一直在保佑着韩红的音乐生涯。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有人说，唱歌对藏族人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生活的人们，肺活量都很大，所以藏族姑娘都是天生一副清亮的好嗓子。这份天赐的唱歌基因，也流淌在韩红的血液里。
身为歌唱演员的母亲雍西，把唱歌天分和对音乐的热情传给了韩红。父亲去世后，雍西经常要下部队演出，韩红有时托付给邻居照料，有时只能随着妈妈一起“流动”。本来是不得已的事，客观上却开始了韩红的音乐启蒙教育。2001年雍西在电视节目中，回忆过韩红小时候在后台看演出的情景：“到哪儿演出她都跟着我，我表演的时候，她就在后台跟着我学唱。”
到北京生活后，韩红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合唱团，算是她音乐生涯的前奏。但家人并不支持她走这条路，一个理由是唱歌的都是俊男靓女，韩红不算。“我小时候还挺漂亮的，可是越长越不对了。”成名后的韩红回忆道，“家人想让我干别的，可唯一能让我有感觉的，只有音乐。”
韩红被“特招”进解放军第二炮兵某部时，还不到16岁。在战友的记忆中，韩红一门心思都在音乐上。她不断参加歌唱比赛，给大赛组委会寄磁带小样，全都石沉大海。韩红说，她当时的外号叫“一口闭”，不管参加什么比赛，都在第一轮之后被淘汰。拒绝她的理由，都是“唱得不错，形象差点”。考官建议她减肥，她就试着一个月不吃饭，但发现晕得没法唱歌了。韩红决定：“我不仅不减肥，还要吃回去，像从前那么胖甚至更胖。但在音乐上要比以前付出更多。”
为了提高演唱技巧，韩红开始随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邹文琴学声乐，但部队管得严，只能挤时间去上课。韩红战友回忆：“她有时很晚才回连队，怕连长发现，进宿舍楼时把高跟鞋脱下来用手拎着，光着脚沿着墙边蹑手蹑脚地逃回宿舍。”韩红有一把宝贝吉他，每天抱着弹，“有一次连队内务卫生检查，副连长把她床上的吉他没收后放进了仓库，她值班回来发现吉他没了，像发疯的狮子一样冲进连部，对着副连长吼：‘你这是对我艺术的践踏！’”副连长无奈之下，只好把吉他还给了她。
“虽然前方的路不清楚，虽然依然还会有人阻”
1995年是韩红翻身的一年，她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李双江，同年还以原创作品《喜玛拉雅》获得了央视音乐电视大赛铜奖。“《喜玛拉雅》是我写的第一首歌，那是第一次拍MV，也是我长大成人后第一次回到家乡。”
韩红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拍摄MV的艰辛。导演觉得她形象不好，不想接这个活，多亏有一个叔叔帮忙求情，“他说这孩子唱歌很好，但家境不好，没有关系没有后台，帮帮她吧”。导演这才同意拍摄，但费用还得自己出。“我们开始了艰难的筹备，说白了就是找钱。那时只要两三万元就够了，结果愣是靠我奶奶卖冰棍攒下来的。一块钱、五毛钱、钢镚儿都有，一部分存在一个塑料存钱罐里，另一些毛票塞到床铺底下、褥子下面，还有一些钱放枕头里面，拿出来时还带着棉花。”
那部MV拍得非常不理想。因为导演觉得钱少，“就拍成这样吧”。但当MV在央视三套播出的时候，全家是流着泪看完的。“现在想一想，没有这些奋斗的经历，没有这些苦难的挣扎，你不会有今天。”韩红说。
韩红受到关注，是在1997年，她偶然认识了主持人张越，受邀作为主嘉宾走进了央视《半边天》摄影棚，硬着头皮录完了《不要为你的相貌发愁》那期节目，一下子引起了巨大反响，破茧而出的机会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来了。
1998年9月，韩红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雪域光芒》面市。其中充满藏族风情的主打歌《家乡》融合了民谣的曲风，又突破了以往的民族音乐形式，在社会上传唱一时，韩红终于真的“红”了。
从这张专辑起，人们开始把韩红与雪域高原联系起来，她自己也总是提起对那片土地的感情，尽管并没有在那里成长的记忆，却能像一棵树一样从泥土里汲取养料，她把这归结为一种神奇的力量：“我不用再往返西藏多少次，也不用再描述西藏多少次，因为她就在我的生命里。只要一闭上眼睛冥想，就能看到她的样子。”
之后一切开始顺风顺水。1998年，《风雨中的美丽》拿了40多个排行榜冠军。韩红登上大陆和港澳台的舞台，1999年9月，她在首都体育馆参加了迎接澳门回归的大型演唱会。韩红独特的高音让同行十分钦佩，曾有一位被归入“实力派”的香港歌手对媒体说：“韩红的高音是我永远也达不到的音域。”
“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
2000年，央视“3·15”晚会导演组拿着一沓材料找到韩红，请她创作一首公益歌曲。韩红选择了这份材料：1999年10月3日，贵州麻岭风景区，行进中的缆车突然坠毁，一对夫妇在生死关头托起了两岁半的儿子潘子灏，夫妇当场死亡，孩子幸存下来……这件事让韩红动容，可她却死活写不出歌来。
“正好赶上一个春节。我大年初四就去了成都青城山，上上下下一遍一遍地坐缆车，体验失重感和缆车急速下滑时的惶恐无助。”回到北京，灵感没到，导演的电话先到了：“今天下午4点，带着歌到剧组来。”这一下逼出了韩红的“乐思”，歌曲在20分钟内一挥而就，这就是后来红透全国的《天亮了》：“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等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天亮了……”韩红后来一直助养潘子灏，孩子现在住在广西，两人常通电话。《天亮了》被收录在韩红2001年推出的专辑《醒了》里，同样收录其中的还有更具流行元素的情歌《那片海》。这两首歌都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头名，韩红的歌坛地位不断提高。
2005年春节前，有人建议她在央视春晚上演唱《天路》。这首赞颂青藏铁路建设者的主旋律歌曲，2001年就已经诞生，却始终没有唱红。韩红花10万元得到了演唱权，然后重新编曲、录音，上了春晚。一夜之间，《天路》红遍全国，这首歌成为韩红的一个符号，之后，她在流行歌坛“一姐”的地位再没动摇过。
2005年初，韩红回西藏拍摄《天路》的MV。距离当年拍摄《喜玛拉雅》的MV已过去整整十年，那个自卑而又自信的小歌手已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就像转经筒一样，韩红在西藏走过一个轮回，位置却已是天壤之别。
不久后，奶奶去世了，韩红一度因过于悲痛中断了演艺事业。复出后，人们发现韩红变得平和、淡定，更关注慈善，“奶奶告诉我要多做善事”。2011年11月，新主打歌《美丽心世界》问世后，人们感受到了韩红曲风的变化。一位歌迷这样写道：“一个人回忆自己沧桑岁月的时候，一首歌的力量，可以拂去笼罩心灵的尘埃……聆听韩红的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能得到一次彻底的净化。韩红还原了大千世界的朴实面目，为我们找回了天地之美、人间大爱的纯真颜色。”
自幼失去父亲，靠奶奶卖冰棍带大 ，从“野孩子”到大明星
有人说，韩红是双面的。她用纯粹、宁静、清澈的歌声征服了无数听众，而她背后曲折的成长经历，仿佛是颗颗石子，安静地铺在她的成功之路上。
妈妈希望她当医生
很多人认为，韩红是在西藏长大的。事实上，韩红1971年9月出生在西藏昌都，两岁时就随父母到了成都。她的母亲雍西是藏族人，在成都军区某歌舞团做歌唱演员；父亲韩德江祖籍山东德州，是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师承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
1977年，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普通家庭头上。那年， 韩德江随歌舞团到唐山大地震救灾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被蚊虫叮咬，染上了病毒性大脑炎，两个月后就撒手人寰。那年，韩红刚刚6岁。
雍西曾凭借着一曲《北京的金山上》红遍大江南北，并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丈夫去世的那段时间，正是她事业的上升期。料理完丈夫的后事，雍西被团里派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一段时间，只得把韩红托付给邻居照料。妈妈不在身边，韩红几乎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野孩子”。个性很强的雍西每次演出归来，看到小韩红愈发淘气，就会用“简单而粗暴”的方式训斥女儿一顿。韩红缠着妈妈教自己唱歌，可雍西却希望女儿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医生多好”。
“我心里一直都在较劲”
几年后，韩红被妈妈送到北京奶奶家。刚到北京时，奶奶郑慧权55岁，爷爷曾是制衣工人，很早就去世了。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是韩红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韩红在白云路小学上四年级。为了照顾好孙女、贴补家用，郑慧权在大栅栏附近摆摊卖冰棍儿。虽然祖孙俩生活很拮据，日子倒也其乐融融。
每到夏天中午时分，奶奶就推着卖冰棍的小车来到校门口。一个盛冰棍的保温瓶里放着韩红的午餐。韩红蹦蹦跳跳地走出校门，奶奶就将保温瓶里的饭菜端给她，然后看着韩红大口地把饭吃完。吃完饭后，奶奶继续吆喝着“卖冰棍儿”，韩红则趴在冰棍车的一角写作业，上课铃响再回教室。下午放学了，奶奶的冰棍也卖得差不多了，韩红就坐在冰棍车上，由奶奶推着，一起慢慢地走回家。一老一少相依为命。
韩红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我对自己身上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奶奶对我性格形成的影响，却让我特别满意。我奶奶性格非常坚韧，她的行动教会了我，无论面对什么都不要畏惧。”
刚上学时，外地生韩红一时难以进入周围小朋友的圈子，早早便体会到孤单的滋味。她曾说：“从出生到记事，我心里一直都在较劲。第一是因为从小没有爸爸，怕被别人欺负。第二是因为别的孩子都比我幸福富裕，而我和奶奶总过得那么贫困和落魄。”在这种情绪之下，小韩红对远方妈妈的怨气不断增加。1982年春节，雍西来北京探望韩红和郑慧权，韩红拒绝和妈妈说一句话。几天后，雍西哭着离开了。自那之后，两人多年没见。
在上高中期间，韩红被特招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
“她带走了我的全部”
上世纪90年代，韩红事业有了起色，手里宽裕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买了一套大房子，与奶奶住在一起。她对奶奶的孝顺，在整个娱乐圈都是出了名的。
郑慧权一方面为孙女的成功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如何促成雍西和韩红母女的和解，也成了老人家心里放不下的石头。她对韩红说：“红红，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尤其是你有了事业基础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走过的路，还有远方的亲人……”韩红当然明白奶奶的心思。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能理解妈妈当年的无奈。回想起那些年拒母亲于千里之外，韩红的心里也有了悔意。
2001年5月，韩红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醒了》，获得巨大成功。借此机会，她第一次主动给远在成都的雍西打了个电话。一声怯生生的“妈妈”，让雍西百感交集，顿时哽咽：“红红……我每天都关注着你……”多年来母女之间的情感坚冰，开始融化了。
很快，央视《艺术人生》邀请韩红与家人做一期节目，韩红爽快地答应了，随后飞到了成都，亲自将雍西接到北京。在机场，母女俩深情拥抱，彻底和解。在节目中，韩红回忆道：“现在想想，我觉得我妈妈挺难的，记得有一次她演出回来，发现我们家的桌子上趴着一只小老鼠，但是我们母女俩谁也不敢去动，后来只好守着那只老鼠过了一晚上，家里没有了顶梁柱真是挺可怜的。”一席话说得雍西潸然泪下。
2003年12月，韩红在北京举行首场个人演唱会。她将雍西请上台，母女一起演唱起《北京的金山上》。唱完后，雍西哭了，韩红也哭了。歌声的共鸣，让母女俩体会到了难以割舍的血脉之情。
2005年3月，郑慧权因肺癌去世。韩红得知后哭昏了过去，醒来后她喃喃地说：“奶奶一手将我带大，她这一走，也带走了我的全部。”雍西也火速赶到北京帮韩红料理后事。在此期间，雍西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女儿。
韩红把对奶奶的思念，填词成一首歌《爱的力量》：“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高山顶上为您歌唱，歌声穿越万千时空乘着光芒飞向您心上；小时候您叫我快乐成长，我就面向大海放声唱；终于有一天天空变晴朗，而您却离开我去了远方……”
脾气火爆、吟诗泼墨、念旧感恩、仗义执言———生活中的“四个韩红
北京空军总医院大楼门口，来探望藏族患儿的韩红戴着墨镜，从黑色轿车里钻出来。她走上台阶，突然对女助理说：“我得换一副眼镜。”女助理赶紧从大提包里摸出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递过去，韩红念叨：“戴着墨镜探病多不礼貌啊。”另一位助理小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她就是这样，有时候大大咧咧，有时候又特别心细。”
被公众认可的真性情
小戴第一次见到韩红是2008年5月在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当时韩红组织的“5·12”地震募捐活动需要一名会摄像的年轻人，小戴入选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严肃，我当时还挺怕她的。”小戴回忆道。一系列活动结束后，疲惫的团队成员们在“老北京”火锅店吃饭，那天韩红的情绪不错，问大家谁想陪她喝点酒。众人低着头不答话，只有东北小伙子小戴自告奋勇，坐到了韩红身边。3瓶二锅头下肚，小戴只剩下趴在桌子上吐的力气，而喝了4瓶的韩红则一边拍着他的后背，一边对周围人说：“这小伙子不错。”那天小戴是被抬回去的。后来他才知道，韩红年轻时一次能喝二斤白酒，现在身体状况不允许了，但一斤也没问题。初进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要被她“摸个底细”，她认为酒品和人品是挂钩的。四五个月后，小戴成了韩红的助理。
对于韩红的脾气，小戴概括为“急，但认理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别找理由。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韩红获得第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时候，要他在四天内剪辑出一个宣传短片，小戴拖了一点时间，并显出一副“这样就可以了”的态度，结果韩红狠狠地发了一通火，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还犟嘴呢，她说，再犟嘴就揍你了啊，周围人赶紧拉着”。
韩红“急，但认理儿”的脾气，在生活中的突出体现，就是开车。韩红出门一般是自己开车，还经常给朋友们当司机。但有些朋友不敢坐，因为她开车风驰电掣，“就像坐快艇”。但韩红有个原则，“我从不超速，过人行横道和拐弯时都提前减速”。
火爆脾气的人，心细起来就更让人印象深刻。“她从不丢三落四，我们要是丢了东西她就会不高兴，倒不是因为钱，就是怪我们粗心。上次我们弄丢了一部iPad，后来她拼了命地找回来，花了3000块钱修理被人弄崩溃的系统。”
韩红自己承认，刚成名时她有过自我膨胀、脾气特大的日子，走在大街上趾高气扬。“有一次江珊给我打电话，说你干吗呢，我说在家呢，特不耐烦，感觉就是狂妄得嘴都撇着了。”直到有一天，韩红看完电影后上公厕，看门大妈让她掏钱，分文未带的韩红解释了半天也没用，“我跟她说我是韩红，大妈反问我‘什么韩红，韩红谁呀’，我说我是歌星韩红啊，大妈说‘甭跟我说这个，拿五毛钱’，后来我只能回去取了五毛钱。”这件事敲醒了韩红，“现在我的心态挺健康的、挺平和的，自己也能够把握住自己”。身边人也觉得韩红脾气比从前好得多，发火主要是为了工作，自己做错了事，只要别人批评得对就行。小戴不否认韩红的脾气会得罪人，“但这种性情现在挺被公众认可的”。
歌迷认可，是因为韩红一言一行中散发出的“人情味”。“急脾气”的韩红爱哭，在晚会现场或是赈灾慰问时，一看到可怜的老人和孩子，她就特别容易流眼泪。“特别是老人，会让她想起去世的奶奶。”小戴说。
喜欢写诗和书
作为创作歌手，韩红理应很“有才”。但或许因为个性特点过于鲜明，“才女”并没有成为她的标签，这点让小戴很替她不平。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小戴对韩红的文笔深表钦佩：“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我绝对佩服。”他给记者看了韩红写的一首诗：
《锁画记·观唐寅画》
轻轻拨开你的发，
那眼神穿过你被秋水沁湿了的牵挂。
从未有过这样的惆怅，
为我，也为你，那点点痕伤。
静静撩开珠纱窗，偷看月光，
亦看你微醉脸庞。
风打珠帘阵阵响，
你一笑嫣然，对镜梳妆，
景色芬芳，骚断离肠。
我就当泼墨画绢涌千浪，
隔世万代，遗给后人纪念流芳。
小戴认为韩红的文字感觉来源于长年的阅读积累，“她闲着的时候爱看各种文学书”。记者听说韩红刚看完了描述援藏支教生活的热门小说《酥油》，向她本人求证时，韩红脱口而出：“那本书早看完了，很感人！”近些年她更多看一些政治、历史的书，如《邓小平文选》和《资治通鉴》，用小戴的话讲，“都是一般人读不进去的书”。韩红说自己从小就看政治类书籍，“别的小孩都觉得枯燥，我觉得很有意思”。看政治书的好处是什么？小戴的总结是：“这几年她的讲话水平越来越高了。”
韩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是书法。其实她从5岁就开始练字，但极少在大家面前表现。偶尔在公开场合露一手，都能当场“镇”住不少人。这次接受记者专访后，聊得高兴的韩红顺手抄起一支钢笔给环球人物杂志寄语，字迹刚劲有力，真是“字如其人”。
能交心的朋友就那几个
韩红对记者说她现在“没什么朋友”，但年轻时她也和圈内绝大多数歌手一样，爱热闹、爱交朋友，夜生活十分丰富，作息也很不规律。
然而，自从有了腰椎间盘突出和“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毛病，韩红就变成了一个注重健康的“宅女”。她每天早睡早起，三餐定时吃药。虽然不注重保持体形，但为了健康着想，她还是会控制饮食，还经常会问：“小戴，你看我是不是瘦一点了？”
现在，韩红不张罗饭局，别人张罗的也很少去，除了最好的朋友以外。如果她参加聚会，纯粹是为了放松。不过，在需要的场合，她照样很能“搞气氛”。
2005年，韩红与香港歌手许志安的“接吻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韩红事后对媒体记者说：“我和许志安是‘结拜兄弟式的好朋友’，我们这帮结拜兄弟有4个，张卫健是大哥，苏永康是二哥，许志安老三，我是小四。”她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就是这3位，“他们对我非常好，尤其是大哥张卫健，我以前不熟悉香港，每次去都是他帮我，安排得特别妥当，酒店、吃住全都包了。现在我到香港，张卫健都会坚持每天打电话给我”。2009年初，张卫健结婚，韩红也出席了婚礼。
提到真正的知己，韩红总是充满感情。比如歌手白雪，她和韩红本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同学。韩红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我永远难以忘怀她对我的恩情。当初我没出名时，周围的人几乎都用很势利的眼睛看我。而她没有，一直在身边鼓励我，我没钱的时候她都偷偷地塞钱给我。”此外，赵薇、孙楠、黄磊、主持人李霞都和韩红交情很深。
韩红有明星朋友，也有一群默默无闻但朝夕相处的朋友，那就是她的团队。小戴说，韩红是个“麦霸”，不时会招呼团队成员去唱KTV，但从来不唱自己的作品，“她听歌和点歌都没有固定风格，只要好听就行。许茹芸、梁静茹的几首歌是必点的，还有就是周杰伦的《菊花台》”。
为争取话语权当官
2009年，韩红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以下简称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那年《蓝天飞歌颂祖国》大型文艺晚会上，她以这个正师级军衔第一次亮相。这是韩红第二次参军，她16岁第一次入伍，先当通信兵再当文艺兵，2002年转业回地方，“我发现那时候自己的气质真不太适合穿军装了”。她曾说自己“不够现实，不适合当官”，但兜兜转转7年后，又重新穿上了军装，还当上了文工团副团长。“空军领导可能看重我的公益形象、艺术水平和当过兵的背景，才大胆提拔我。”
韩红回到部队的第一个原因是“报恩”。多年前，当韩红还是二炮业余宣传队的一个无名战士时，曾在一次比赛中被空军指挥学院看上，想把她调入空军。此事最后没有成功，但这份知遇之恩，一直被韩红铭记在心。第二个原因是“需要话语权”。“我需要话语权，是因为我要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说话。我当了这个‘小头’，我不就有权力了吗？抱着希望的年轻人，不就看到希望了吗？我要推他们出来，我要推德、智、体、艺全面发展的人。”
韩红的另一个身份也让她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这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多次递交提案，关注民生。2011年初，微博上兴起了一场救助乞讨儿童的“打拐风暴”，韩红不仅积极响应，还开始构思一份相关提案。几易其稿后，韩红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递交了《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提案。“以前的提案，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答复，并且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这让我觉得特别有希望。我相信，这次提案也会引起重视。”
更多的职务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平时韩红虽然不必去团里坐班，但行政工作仍要占到日常工作量的1/3左右。小戴给本刊记者看了她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有时候连轴转起来，难免会发生冲突。有一次团里开早会，韩红眼看要迟到，来不及吃早饭，只好拎着豆浆油条冲进了会议室。
在团里，自言“一开会就摆阶级斗争脸”的韩红以管理严格著称，批评不够勤奋努力的演员时也毫不留情，“他们全都怕我”。2010年，她半年没接商业演出，领着队伍准备第十四届“青歌赛”，最后获得了集体金奖，“我后来粗略算了算，大概少赚了1500万元，但我挺看重集体的荣誉，值得”。
谈娱乐圈：“它很假，但我在其中寻找金子”
刚入座，韩红第一句话就是：“我很不愿意再讲自己过去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和一些事。因为，第一，你现在是一个富有者，有了这么多，就别老说自己不富有的那些过去，挺矫情的。第二，以前靠宣传好人好事让大家获得希望与动力，但现在的年轻人，‘80后’、‘90后’不迷信宣传，他们要自己去感受、去判断一个事情是好是坏，一个人值不值得喜欢。”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才提到“80后”、“90后”，而您属于标准的“70后”。您怎么看待自己这一代人的特点？
韩红：我不轻易接受访谈，就是因为被问到的问题实在不想回答。但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有想法，不愧是《环球人物》记者。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是这样的，咱们别老弄那种问题，“她拿着什么包，吃了什么饭，开着什么车，收了多少钱，跟谁在一起”。成天想这些，活得太卑微了。
回到你的问题，“70后”这一批人，到今天看来，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对精神富足的需求也更强烈一些。相比之下，20多岁的年轻人显得过于年少轻狂，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都敢招呼；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都还不确定，常对自己产生怀疑，自立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到了50多岁，又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而40岁，不温不火，正处于非常好的秋天的年纪，收获的季节。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年龄。
环球人物杂志：您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是“70后”吗？
韩红：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因为觉得娱乐圈很假？
韩红：(笑)你不觉得吗？娱乐圈就是这样，当你的实力还没有得到认可时，你实际上只是一个行走者，行走在专业和非专业的边缘。我最初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一度觉得这里很好，彼此之间特别祥和、特别真诚，但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慢慢知道，更多的是在背后使刀子、下绊。我现在看得特别明白，这个圈子里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今天我有个什么演出，你来捧个场，下次你有事我也会露面。这些事情，其实特别空洞，也特别浅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称您是“娱乐圈的人”，您会觉得反感吗？
韩红：不反感，我享受着这个圈子给我的财富。
环球人物杂志：这不是矛盾吗？既享受它又憎恨它假？
韩红：这个圈子是很假，但大浪淘沙，我们不能因为浪里有沙子，甚至大部分都是沙子，就放弃对金子的挖掘和寻找。我所指的财富，其一是对成长上的帮助，因为身在这个圈子，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能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将沙子淘掉，留下金子；其二，因为我是娱乐圈的人，所以我挣的钱比别人的多，有了这些钱我才能像今天这样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用金钱服务我自己的心灵。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样的人是娱乐圈的金子、是你愿意交的？什么样的人又是你不愿意交的？有标准吗？
韩红：孙楠就是我愿意交的。第一，讲情义、有义气；第二，不做作、我行我素。他是个真汉子。前不久我去西藏做慈善找明星义演，邀请了他。其实他超忙，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推辞，但他从澳门飞香港，再飞北京，再飞成都，再到昌都，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还有黄磊。我和黄磊是神交的朋友，我喜欢给他写信，他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时，我们就曾书信来往。他家的狗叫乖乖，是一只小土狗。2008年，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在院子里玩，刚撒开手让多多自己往前走，院里一只猎犬就直扑多多，乖乖马上挡在多多前面。黄磊趁机一把抱起多多，再一看，猎犬已经把乖乖撕烂了。乖乖为救多多死了，那些天黄磊天天哭，直到现在，他微博的头像还是乖乖的照片。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讲情义的人。
所以不管什么性格，是动是静，我交朋友，最看重的就是“情义”二字。
脾气火爆、吟诗泼墨、念旧感恩、仗义执言———生活中的“四个韩红
北京空军总医院大楼门口，来探望藏族患儿的韩红戴着墨镜，从黑色轿车里钻出来。她走上台阶，突然对女助理说：“我得换一副眼镜。”女助理赶紧从大提包里摸出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递过去，韩红念叨：“戴着墨镜探病多不礼貌啊。”另一位助理小戴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她就是这样，有时候大大咧咧，有时候又特别心细。”
被公众认可的真性情
小戴第一次见到韩红是2008年5月在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当时韩红组织的“5·12”地震募捐活动需要一名会摄像的年轻人，小戴入选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严肃，我当时还挺怕她的。”小戴回忆道。一系列活动结束后，疲惫的团队成员们在“老北京”火锅店吃饭，那天韩红的情绪不错，问大家谁想陪她喝点酒。众人低着头不答话，只有东北小伙子小戴自告奋勇，坐到了韩红身边。3瓶二锅头下肚，小戴只剩下趴在桌子上吐的力气，而喝了4瓶的韩红则一边拍着他的后背，一边对周围人说：“这小伙子不错。”那天小戴是被抬回去的。后来他才知道，韩红年轻时一次能喝二斤白酒，现在身体状况不允许了，但一斤也没问题。初进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要被她“摸个底细”，她认为酒品和人品是挂钩的。四五个月后，小戴成了韩红的助理。
对于韩红的脾气，小戴概括为“急，但认理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别找理由。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韩红获得第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时候，要他在四天内剪辑出一个宣传短片，小戴拖了一点时间，并显出一副“这样就可以了”的态度，结果韩红狠狠地发了一通火，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还犟嘴呢，她说，再犟嘴就揍你了啊，周围人赶紧拉着”。
韩红“急，但认理儿”的脾气，在生活中的突出体现，就是开车。韩红出门一般是自己开车，还经常给朋友们当司机。但有些朋友不敢坐，因为她开车风驰电掣，“就像坐快艇”。但韩红有个原则，“我从不超速，过人行横道和拐弯时都提前减速”。
火爆脾气的人，心细起来就更让人印象深刻。“她从不丢三落四，我们要是丢了东西她就会不高兴，倒不是因为钱，就是怪我们粗心。上次我们弄丢了一部iPad，后来她拼了命地找回来，花了3000块钱修理被人弄崩溃的系统。”
韩红自己承认，刚成名时她有过自我膨胀、脾气特大的日子，走在大街上趾高气扬。“有一次江珊给我打电话，说你干吗呢，我说在家呢，特不耐烦，感觉就是狂妄得嘴都撇着了。”直到有一天，韩红看完电影后上公厕，看门大妈让她掏钱，分文未带的韩红解释了半天也没用，“我跟她说我是韩红，大妈反问我‘什么韩红，韩红谁呀’，我说我是歌星韩红啊，大妈说‘甭跟我说这个，拿五毛钱’，后来我只能回去取了五毛钱。”这件事敲醒了韩红，“现在我的心态挺健康的、挺平和的，自己也能够把握住自己”。身边人也觉得韩红脾气比从前好得多，发火主要是为了工作，自己做错了事，只要别人批评得对就行。小戴不否认韩红的脾气会得罪人，“但这种性情现在挺被公众认可的”。
歌迷认可，是因为韩红一言一行中散发出的“人情味”。“急脾气”的韩红爱哭，在晚会现场或是赈灾慰问时，一看到可怜的老人和孩子，她就特别容易流眼泪。“特别是老人，会让她想起去世的奶奶。”小戴说。
喜欢写诗和书
作为创作歌手，韩红理应很“有才”。但或许因为个性特点过于鲜明，“才女”并没有成为她的标签，这点让小戴很替她不平。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小戴对韩红的文笔深表钦佩：“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我绝对佩服。”他给记者看了韩红写的一首诗：
《锁画记·观唐寅画》
轻轻拨开你的发，
那眼神穿过你被秋水沁湿了的牵挂。
从未有过这样的惆怅，
为我，也为你，那点点痕伤。
静静撩开珠纱窗，偷看月光，
亦看你微醉脸庞。
风打珠帘阵阵响，
你一笑嫣然，对镜梳妆，
景色芬芳，骚断离肠。
我就当泼墨画绢涌千浪，
隔世万代，遗给后人纪念流芳。
小戴认为韩红的文字感觉来源于长年的阅读积累，“她闲着的时候爱看各种文学书”。记者听说韩红刚看完了描述援藏支教生活的热门小说《酥油》，向她本人求证时，韩红脱口而出：“那本书早看完了，很感人！”近些年她更多看一些政治、历史的书，如《邓小平文选》和《资治通鉴》，用小戴的话讲，“都是一般人读不进去的书”。韩红说自己从小就看政治类书籍，“别的小孩都觉得枯燥，我觉得很有意思”。看政治书的好处是什么？小戴的总结是：“这几年她的讲话水平越来越高了。”
韩红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是书法。其实她从5岁就开始练字，但极少在大家面前表现。偶尔在公开场合露一手，都能当场“镇”住不少人。这次接受记者专访后，聊得高兴的韩红顺手抄起一支钢笔给环球人物杂志寄语，字迹刚劲有力，真是“字如其人”。
能交心的朋友就那几个
韩红对记者说她现在“没什么朋友”，但年轻时她也和圈内绝大多数歌手一样，爱热闹、爱交朋友，夜生活十分丰富，作息也很不规律。
然而，自从有了腰椎间盘突出和“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毛病，韩红就变成了一个注重健康的“宅女”。她每天早睡早起，三餐定时吃药。虽然不注重保持体形，但为了健康着想，她还是会控制饮食，还经常会问：“小戴，你看我是不是瘦一点了？”
现在，韩红不张罗饭局，别人张罗的也很少去，除了最好的朋友以外。如果她参加聚会，纯粹是为了放松。不过，在需要的场合，她照样很能“搞气氛”。
2005年，韩红与香港歌手许志安的“接吻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韩红事后对媒体记者说：“我和许志安是‘结拜兄弟式的好朋友’，我们这帮结拜兄弟有4个，张卫健是大哥，苏永康是二哥，许志安老三，我是小四。”她在香港最好的朋友就是这3位，“他们对我非常好，尤其是大哥张卫健，我以前不熟悉香港，每次去都是他帮我，安排得特别妥当，酒店、吃住全都包了。现在我到香港，张卫健都会坚持每天打电话给我”。2009年初，张卫健结婚，韩红也出席了婚礼。
提到真正的知己，韩红总是充满感情。比如歌手白雪，她和韩红本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同学。韩红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我永远难以忘怀她对我的恩情。当初我没出名时，周围的人几乎都用很势利的眼睛看我。而她没有，一直在身边鼓励我，我没钱的时候她都偷偷地塞钱给我。”此外，赵薇、孙楠、黄磊、主持人李霞都和韩红交情很深。
韩红有明星朋友，也有一群默默无闻但朝夕相处的朋友，那就是她的团队。小戴说，韩红是个“麦霸”，不时会招呼团队成员去唱KTV，但从来不唱自己的作品，“她听歌和点歌都没有固定风格，只要好听就行。许茹芸、梁静茹的几首歌是必点的，还有就是周杰伦的《菊花台》”。
为争取话语权当官
2009年，韩红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以下简称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那年《蓝天飞歌颂祖国》大型文艺晚会上，她以这个正师级军衔第一次亮相。这是韩红第二次参军，她16岁第一次入伍，先当通信兵再当文艺兵，2002年转业回地方，“我发现那时候自己的气质真不太适合穿军装了”。她曾说自己“不够现实，不适合当官”，但兜兜转转7年后，又重新穿上了军装，还当上了文工团副团长。“空军领导可能看重我的公益形象、艺术水平和当过兵的背景，才大胆提拔我。”
韩红回到部队的第一个原因是“报恩”。多年前，当韩红还是二炮业余宣传队的一个无名战士时，曾在一次比赛中被空军指挥学院看上，想把她调入空军。此事最后没有成功，但这份知遇之恩，一直被韩红铭记在心。第二个原因是“需要话语权”。“我需要话语权，是因为我要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说话。我当了这个‘小头’，我不就有权力了吗？抱着希望的年轻人，不就看到希望了吗？我要推他们出来，我要推德、智、体、艺全面发展的人。”
韩红的另一个身份也让她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这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多次递交提案，关注民生。2011年初，微博上兴起了一场救助乞讨儿童的“打拐风暴”，韩红不仅积极响应，还开始构思一份相关提案。几易其稿后，韩红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递交了《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提案。“以前的提案，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答复，并且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这让我觉得特别有希望。我相信，这次提案也会引起重视。”
更多的职务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平时韩红虽然不必去团里坐班，但行政工作仍要占到日常工作量的1/3左右。小戴给本刊记者看了她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有时候连轴转起来，难免会发生冲突。有一次团里开早会，韩红眼看要迟到，来不及吃早饭，只好拎着豆浆油条冲进了会议室。
在团里，自言“一开会就摆阶级斗争脸”的韩红以管理严格著称，批评不够勤奋努力的演员时也毫不留情，“他们全都怕我”。2010年，她半年没接商业演出，领着队伍准备第十四届“青歌赛”，最后获得了集体金奖，“我后来粗略算了算，大概少赚了1500万元，但我挺看重集体的荣誉，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