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雍强 永跃 陈秀

索国光简历:索国光,现年72岁,1932年8月生于汶川绵池镇涂禹山,初中就读于崇州,1945年在成都府城中学(即现在的成都体育学院附中)读高中;1950年10月参加工作,在茂县地委工作;1951年5月到中央民族学院在少数民族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1952年参加黑水平叛;1954年9月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四年;1958年毕业后分在阿坝州畜牧兽医科研所;1960年1月调到松潘县先后在兽医站、畜科所、政协、县志办工作;1985年4月调到汶川县政协工作至今,曾任汶川县政协副主席、阿坝州政协委员,1993年8月退休。
岁月的沧桑掩不住昔日的辉煌。
他是一位秉守厚德与内涵的传奇人物,却安守于一份清淡悠然的朴素生活;他好似静夜星光下的天籁之音,不但给当下浮躁的现实送来了自然的馨香,而且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冥想。
笔者带着对土司神秘生活的好奇,专程去看望了汶川县惟一的一位末代土司传人索国光。
来到干休所的索老家,只有他爱人高成芳一个人在熬中药。他原来去了图书馆。他爱人高成芳讲:索老平时退休在家,常常早上起来,吃完饭就要到县图书馆去看书,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回来后他还要在家里自学英语、德语和法语……剩余时间他还要收集整理历史资料,他从1950年起就开始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高成芳与他是1969年相识的,1973年经人介绍结了婚。她一直没有工作,今年也63岁了,由于患有糖尿病,家里大小事情都是这位毅力坚强的索老一个人顶着。
下午2点过,他终于回家了。眼前出现的末代土司索国光并没有想象中传奇人物那种冷峻和气势凌人的贵族气息,站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退休老人,他很温和和热情地招呼我们,又拿出松潘特色茶给我们泡上。闻听我们要采访,他并不惊奇…只是摆摆手说:“讲讲家史我不介意,但没必要报道,我不希望过多的关注。”
清幽的茶香随着杯口的雾气弥漫四谥,他深思的眼神和平静的语调将我们带进了追忆之中……
土司制度是我国元代一来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形式,世袭制,传位须经朝迁加封和认可。土官即是土司,土是指当地的土著民众,司就是官吏职位。清朝中叶,是瓦寺土司势力最盛时期,所管辖之地除汶川境内二十八寨外,还有茂、理、灌(现都江堰)三县的部分村寨。但是至瓦寺土司第二十四世索观云时,所管辖疆域则大有变异:东北以福禄沟界理番县,不再与堡子关相联;西北仅抵虹桥山脉;曾管辖过的茂、理、灌三县的部分村寨均不复为其辖地。瓦寺土司本身变故较大,二十三世至二十五世,土司在位统治时间均缩短,建树不多,统治力减弱,土司权力大不如前。随着民族地区初被开发,民族趋向融合,至解放前夕,瓦寺土司本族之土民数量锐减,临近解放时,瓦寺土司已日趋衰落。
说起索家土司祖先,索老不无自豪。他说,索家先辈以前曾为清朝皇帝调出去打过仗的,还参加过鸦片战争,抵抗过帝国主义侵略。索家祖先中曾有个前辈叫索龙,在现在的汶川三江、卧龙一带都很有名,当时就是去抵抗英国侵略而战死在浙江宁波沙场的,他死后经人剪下辫子和腰牌回来报丧,清政府也给他追封加赏。从涂禹山瓦寺土司五百年来的历史及征战接过来看,总的是维护和巩固了当时的中央集权统治,也扩大和巩固了土司本身的政治势力,一是参与平定了一些骚乱,有利于社会安定,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二是抗击外国侵略者,在保卫祖国领土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三是参加了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在四川报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革命运动中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上个世纪初地方军阀割据,松、理、懋(懋功)、茂(茂县)、汶五个县都是四川军阀邓锡侯的管辖势力范围。那时的舵把子(土匪)常出现在茂县。北川一带,由于冬天缺吃少穿,就经常抢劫县城和牧民的财物。1933年父亲索观云被送到成都的军官学校训练班受训(那时叫专区生),回来后曾到茂县、北川一带打过土匪。但是,那时的地方军阀势力到处强霸、侵占地盘,至抗战的时候,父亲被安抚性的任命为常备中队长,可是却要人没人、要枪没枪,经费开支也都归国民党县上统一管理,大有被防范的感觉。母亲赵正严(赵世雅)是温江人,自幼聪明勤学。还曾在成都司法学校读过书,所以在家族中母亲主外、父亲主内,对外交涉、统领山寨就都由他母亲管理。辖地包括草坡、卧龙、三江、耿达片区和绵池,后来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慢慢渗入,土司管辖地方的行政权力就被逐渐剥夺了。
1940年阳历六月,父亲索观云(号名索海帆,死时仅36岁,他父亲还有个兄弟就是解放后曾任过阿坝州州长的索观瀛)因患肾脏结核病逝,索国光当时才七岁,是瓦寺土司第二十五世世袭传人。父亲死后,由母亲赵士雅代行土司职权。解放后,母亲一直当政协副主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母亲患有严重的肺心病,1967年冬天被拖出去游街批斗时病情加重,1969年病逝,享年64岁。1975年母亲平反,之后,操家时被抄收的东西被退还回来。
或许是一种巧合!他家近三代土司传人的妻子都是内地人:经人介绍,爷爷与灌县中兴镇姓张的奶奶喜结连理,接着是父亲在温江认识了母亲赵世雅而结婚,奇怪的是索国光的爱人高成芳老家也是郫县的!
1956年索国光从中央民族学院短训班培训后,被分到州畜牧科学研究所畜牧实验站,从事兽医科学研究。实验站后因条件差、资金问题等诸多原因被解散,他被调入松潘。之后,他又到北京读书深造, 四年后的1960年1月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被派到松潘县兽防站(畜牧兽医防治站)工作,不久调到县史志办,之后当过畜牧科的副科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扣留在单位上,到农村下放几年。他前后在松潘工作了27年,所以对松潘和松潘人民有很深的了解和感情,那里的风土人情深深地根植心底……
“为啥子我要去搞畜牧业工作呢?而且畜牧业工作比搞农业工作更艰苦,特别是牧区条件更差,自然条件和各方面条件都差。我想我们本地人都不为本地区前途和发展服务,还要到哪里去呢?”索老告诉我们,阿坝州当时牧区面积就占全州整个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农牧业是它的主导产业,加之当时刚解放不久,科学技术人才奇缺。为了建设好美丽的家乡,他报考了冷门的农业专业。他考入大学后,才发现原来大学里面人才济济,新疆来的俄语好,朝鲜来的日语好,而对他来说却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直到他现在退休后,仍然坚持学习外语,而且还又加学了德语和英语。他说:“学了这些知识后,心头才感到充实”。在大学学了历史知识后,他强烈感到,中国正是由于落后才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欺侮。当时日本飞机有一次轰炸松潘,炸死500多人,其中有400多人都是小学生,而那时老师都不知道天上飞的是什么,还要学生们坐到教室里不要动……屈辱和义愤震撼着他,由此激发了他拯救民族的自尊心和建设强大国家的责任感。
记得上世纪90年代,索老还在担任政协委员时,有一次接待日本访问团,索老就谈到这个问题,日本人却回答战争伤亡不可避免。索老当即责问:“松潘既不是前线,也不是后方基地,根本就没有攻击的价值,为什么你们却炸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学生?”日本人无言以对。还有一次日本旅游考察团来汶川参观,当索老准备带领他们参观当地的红军长征革命遗迹时,几名日本游客表示对此不感兴趣,其中一名日本游客甚至片面地认为中国的红色旅游景点没有什么欣赏价值,红军长征只不过是中国人打内战,是国内战争。索老当即反驳:“难道你们日本就没有革命运动吗?你们日本最后一次国内战争是什么时候?”那个日本人似是而非地回答是一八六几年。索老进一步指出:“我记得你们日本最后一次国内战争是不是明治维新,西湘隆春兵败应该是1877年”。那个日本游客听后感到惊讶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索国光回答说:“我也看过你们日本作者井上青仁写的书。”他们不敢相信在消息相对闭塞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这位60多岁的政协老人竟然如此了解他们的历史,不由得暗暗叹服。
索老身为政协委员和瓦寺土司的第二十五世传人,他还在管理文史资料,参与历史志书的编撰。在此期间,他无私地提供了很多关于瓦寺土司珍贵的历史资料,为《瓦寺土司始末》志书的编撰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目前已将汶川县政协的文史资料编撰到第九集;在参与编撰汶川县史志过程中,解放前的很多史实都是他收集整理的。
1983年8月索老退休后,仍然兼任着政协委员的职务,他兼任的州政协委员也是2003年换届时才退下来的。每年一次的全委会,以及平时每次政协委员活动,提交议案讨论、谏言献策和社会调查一类的事情,他都恪尽职守、热心参与,随时关注着当地的发展。他认为:“国家既然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不是空架子,总是有他的用处的,别人看得起看不起是他们的事情,作为政协委员就更应该很慎重的对待这个事情,不做事情光拿钱总是说不过去的……作为政协委员,平时心头要有数,要有调查要有了解,才能为党委、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尽好自己的职责”。在上世纪80年代阿坝州还是“木头财政”(靠砍伐森林木材增收)时,他就曾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过,要保护自然资源,不能乱砍树木,否则会对将来自然资源造成危害。关于牧区盲目放牧造成草原退化等问题,他语气坚定地直陈意见:“如果不对草原植被加以保护和培植,由此造成的损失要几十年、几百年才恢复得起来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全国兴起的投资过热所造成的重复投资、无效投资,他敏锐察觉后,也及时向政府提出了科学合理化建议。在谈到党委政府为民服务方面,他也有种责无旁贷的感叹:现在的政府干部缺乏50年代干部那种勤俭敬业、朴实为民的作风,缺乏倾心为民奉献的精神……要提倡过去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公而忘私的朴素作风,不能只求个人的短期政绩,应该为本地的长远发展多干实事,加强公正廉洁和民主监督工作……他最后说:要廉政为民首先就要从反腐开始;要巩固政府根基,就必须严政、勤政、务实,只有不断完善执政措施,健全法制,公开并且逗硬政令、奖罚和监督,才能提高执政能力和公信力……他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有很多都被当地政府予以重视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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